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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华夷之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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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勋问何为华且何为夷,坐在前列的司马敏赶紧把手给举起来了——举手才能发言,这也是是勋讲课的独有规矩。

    当即朝司马敏点一点头,司马幼达站起身来,先长揖,再回答:“先生曾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乃知无服章之美,无礼仪之大者,即四夷也,如禽兽也。”

    其实正经说起来,“礼仪之大”云云并不是是勋说的,只是他抄的——源头为唐初孔颖达《五经正义》中语。就连是勋都记不清,这是他哪回讲课的时候随口贩将出去,竟然被学生给记了下来。

    于是摆摆手,示意司马敏坐下,然后环视众人:“幼达所言是也,然为皮毛之论,未得其本。何言耶?中国有礼仪之大,何四夷所无也?有服章之美,何四夷所无也?礼仪、服章,二而实一,自何而生?何四夷之不得耶?

    “华者,许叔重《说文解字》云‘荣也’,斯美言也;夏者,云‘中国之人也’。《书.武成》乃云:‘华夏蛮貊,罔不率俾。’居之于中,干戈卫护,是谓中国;布之于外,是谓南蛮、北戎、东夷、西狄,要言之四夷也。↑,”

    到这儿还都是老生常谈,但接下去就有新内容啦。是勋说:“今南蛮者,如武陵蛮、山越也;北戎者,如鲜卑、乌丸也;东夷者,如高句丽、诸韩也;西狄者,如羌、胡也。彼其无衣裳而裸身耶?无文章而素地耶?彼其无礼仪而真等同于禽兽耶?”难道这些外族就都不穿衣服,不绘花纹吗?难道他们部中就毫无规矩吗?为什么说只有中国有“礼仪之大”、“服章之美”呢?

    那就又要说到社会发展的问题啦。这年月典籍中所描述的上古时代。虽然并非完全向隅虚构。也有很多真实内容,如有巢、燧人、伏羲、神农等世,技术还极不发达,人民极端贫困,但儒者往往将其看作风俗俭朴,而不大会从中探寻到社会进步的道理。是勋对此就要好好说道说道,给弟子们灌输一些新观念进去啦——

    “伏羲之世,人未知植麻育蚕。无织帛之能,乃缀皮编毛以御寒耳,与今之夷狄,何其相似?神农教稼穑之先,人唯渔、猎而已,间或畜牧,与今之北戎,何其相似?乃教稼穑之初,刀耕而火种,是以神农亦名‘烈山’也。与今之南蛮,何其相似?是知人而为一也。华夏之与四夷,为长者之与幼童耳。”人都是一样的,并没有高下之分,最大的差别,就是咱们的文化和技术比他们先进。

    “渔猎、畜牧,乃逐水草居;刀耕火种,田废必徙。居无定所,乃无恒产,无恒产则无恒心。而中原有江、河为灌,有田土之美,后稷教播五谷,民乃重迁,渐成聚落,民乃繁育,斯成中国。人之蕃也,圣人从而教之,斯有礼仪之大,服章之美矣。四夷不知稼穑,乃不成礼仪之大,服章之美。”先进的农业民族,和游牧、渔猎民族,以及原始农业部族,本是有着根本性差别的。

    那么是勋说这些话,用意究竟何在呢?其用有三,首先:“有虞、有夏,不过河南地也;成汤居亳,乃有山东;凤鸣西岐,乃有关陇;赵之并狄,斯有朔、并;秦之灭楚,斯有荆、扬;孝武皇帝以兼赵氏,遂有交、广。或为中国人所播迁,或为夷狄而入华夏,礼仪所传、服章所布也。”中国不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是逐渐形成并且扩张到今天这一步的。

    “是故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

    这句话后世传播得非常广泛,但究其根由,却是许衡为蒙元统治中国所编造的理论,意思是:即便夷狄,只要占据了中国土地,那也就可以算是中国啦。不过是勋今天贩卖这句话,还真不是为了夷狄张目,因为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重新诠释——

    “何谓耶?夷狄入于中国,然恶终不可胜善,丑终不可胜美,必要从其稼穑,学其礼仪,用其服章,乃可长居,此即楚之终于中国也。中国入于夷狄,斯土而未必能够稼穑,则礼仪、服章亦将日丧,乃终泯乎夷狄矣。”许衡你丫死去吧,以后我这一说才是正根儿。

    “是故夷狄之地,中国之人或不可久居,是故孝武皇帝即驱匈奴漠北,而漠南今又生鲜卑、乌丸矣,以为不兴兵戈而可久安者,迂腐之见。然中国则不取漠南耶?亦非也。乃知夷狄之存也久,杀之不尽,中国退则夷狄进,漠南之不守,漠北终为中国之患也。”一定要经常性地攻打北方游牧民族,一定要牢牢守住朔、并两州,否则中原腹心之地都会遭遇危险!

    “南蛮事又不同也。北地苦寒,唯生荒草,难以耕殖……”起码就这年月的技术还做不到把农业区大范围北扩,“南方虽暑,亦可播植,是以武陵蛮、山越等虽匿山林间,若得其地而作,数世之后,亦中国矣——孝武皇帝因此而伐南越,并郡县之也。”对于南方的蛮夷也要讨伐,但目的不是为了修筑一条钢铁国防线,而是继续扩张,增广疆域。

    对于不同夷狄的不同态度——其实严格意义说起来,态度都一样,那就是打,不同的是是否占据其土地,是否可以使其入华(合并进中华大家庭)——这是是勋所说的第二个问题。

    “孟子云:‘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以之责陈相也……”陈相作为儒门弟子陈良的学生,却去追随被孟子认为水平低幼的农家许行,孟子乃有是语——“为夏之道绝过于夷,以下从上,民乃蕃育,以上就下,民必困穷。然陈相之学于许行,得非夏而变于夷耶?乃知事有反常者也……”不要以为咱们文化先进,就必然不会被落后民族所同化了,必须随时警惕落后文化对先进文化的冲击和破坏——这是是勋所说的第三个问题。

    最后综合一下:“是故有稼穑之土,有耕织之劳,始有礼仪之大、服章之美,是成中国也。四夷之不如中国也,为无稼穑之土,无耕织之劳,使民困穷。中国可收其土即收之,教其民稼穑;不可收其土则逐之,使不为祸——斯乃用夏变夷,孝武皇帝收南越、五原、朔方是也。其夷狄之民困穷,乃有禽兽之性,无日不望得中国之土,然得其土而不知稼穑,遂更使中国困穷也——斯乃夏变于夷,今之五原、朔方是也。

    “是故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为诸夏无君,而礼仪是在;夷狄无君亦可教化,若有君必成禽兽矣!”少数民族不抱团儿,咱们就容易同化他们,一旦抱团儿甚至立国,那就危险啦——“吾前请魏王分析匈奴、乌丸各部,即为此也。”

    传统中国人看待外族,鄙其落后,恨其侵扰,观点都是同一的;但对待外族的态度,却往往走两个极端:一是以为外族既然落后,那便不足为中国之患,只要教之礼仪,必能同化;二是以为外族不可教也,必须明确“华夷之分”,严防死守,才能保证中国的安靖。

    就这个年月而言,大一统的强大王朝虽然已经走向没落,终究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外族尚不能威胁其腹心之地,基本舆论还是倾向于前一种态度的。所以这时候的中国人具备强大的包容性和对外来文化的吸收能力,但同时对外族入侵缺乏足够的警惕心——“以为读经识礼,服中国之章,即为中国人也。而不知所滋育者不变,是终不能中国也。”

    其后“五胡乱华”,第一个掀起反旗的刘渊,那就是相当汉化的匈奴贵族,史书上说他“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然并卵,只要他的部族还没能改变传统的生活习惯,绝大多数匈奴人都没有中国化,刘渊一旦回去,立变匈奴单于,而非中国君主。

    中国人必须经历多次惨痛的教训,才能明白这一道理,比方说“五胡乱华”,比方说“安史之乱”,比方说残唐五代,所以到了宋朝,相关华夷的思想倾向就逐渐右倾,走向另一个极端,最终导致了明、清两代总体思潮的全面保守,活力渐丧。不过那是以后的事情,相对此一倾向,是勋尚无需赘言。

    对于今日之病征而下药,是勋主要教导学生们要明确“华夷之辩”,并且警惕“夏变于夷”,在兼并和融合外族的问题上,不可只看表面(用中国礼仪、服章),而要看到深层(是否真正改变了生产和生活习惯)。而且这不是一两代人就能够解决的问题——“楚之附周,在文王之世,而尚溺昭王汉水,问九鼎洛阳,至秦收之,始入中国。乃知用夏以变夷,亦当行之数世,始验。”

    若是能在保持包容性的前提下,提高对外族的警惕心,或许不会再蹈“五胡乱华“之渊薮吧。

    宣讲完毕,即使学生自由提问。突然间站起一人来,询问道:“闻先生盟拓跋而使雄漠南,收其酋为假子,有诸?何与所言相悖耶?”(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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