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大车以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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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雷”作战结束后，西北根据地进入了繁忙的治理整顿时刻。
此时，老蒋和他的中央军一方面忙于在江西剿共，一面还要应付广州方向，实在无暇他顾。加上中央军与西北间的距离过于偏远，鞭长莫及之下，老蒋只得把西北事务委托杨虎城处理。
杨虎城通过自己部下与甘肃势力交火试探后，知道仅凭孙蔚如一个师是无法应付得了的，便抓紧时间调兵遣将。只是调动之下，杨虎城才发现，这最终能和甘肃方面见真章的也就是自己的3个师和井岳秀的86师，而除去稳定地方的部队后，真正能用于作战一线的也就4万多人。
杨虎城不是没寻求过西北其他势力出兵平乱，只是毫无结果罢了。其中，青海的马麟，在侥幸逃得性命后不愿再去趟甘肃的浑水，以马步芳要防备河西走廊西部，自己无兵可派婉拒；陇南的鲁大昌在连番损失之下，对方不来打他，他都觉得是烧了高香，根本不愿再触霉头。至于绥远，那是张学良的管辖范围，可不干杨虎城这个潼关行营主任什么事。就是想让傅作义出兵，也要老蒋和张学良点头才行。何况，现在因阎锡山回晋一事，晋绥方面和南京、北平颇有剑拔弩张之势，现在让晋绥军的傅作义部出兵显然是不合适的。
种种原因聚合下，西北根据地竟在战后得到了一段相对平静时期。西北这边暂时恢复平静，而赵振中等人在东北的行动也拉开了帷幕。
9月初，在民众党成立大会结束，海外代表随谷海川等人去沂蒙根据地参观，张明瑞、杨天明启程返回西北后，赵振中却并未急着去东北，而是和周恬、周昊等人费了番功夫，把大珠山帽子峰附近海底那艘带自己三人来到这个世界的舰艇，通过帽子峰临海山崖处近20米的水下的出入口，给弄到了已可使用的地下潜艇基地中。
地下潜艇基地经过6年多的建设，虽然距离赵振中要求的完工标准还有一段距离，但已有部分设施可投入使用。而那艘在海水中沉寂13年之久的舰艇，虽然外壳上覆盖满了海草、淤泥以及许多贝类生物，但因其材质优良，并未出现腐蚀等问题，艇内各个系统也都还算正常。
将舰艇驶入潜艇基地的船坞中，清理掉外壳上的杂物后，赵振中又在舰艇上忙碌了两天，随后便由周恬在舰艇的图馆中查找有关资料，自己则和周昊于9月10日抵达了沈阳。而这个停靠舰艇的船坞也被严格封闭，只有周恬每天可以进出。
对于赵振中等人来说，虽然这艘舰艇足够先进，但因为几个方面的限制，却无法在这个时代发挥出它应有的效能。
一是缺乏能够驾御它进行作战的人员。虽然赵振中能指挥并操作舰艇航行，周昊也可以掌握部分火控系统，但舰艇在海中作战仅有这两个人是绝对不够的。而要想在这个时代培训出能操作这艘高技术舰艇的作战人员，即便赵振中、周昊两人亲自指导，没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那想都别想。
二是这个时代和后世在海况上存在明显差异，舰艇的自动导航系统因数据库中的海况数据资料和这个时代不符，已基本上失去了作用。加上没有了卫星中继，没有了基地指挥，这样一艘舰艇难有大作为。
三是后勤物资供应无以为继。舰艇上的武备系统中，除了激光防卫武器补充电力后可以连续应用外，鱼雷、导弹原本就多数是训练弹，剩下的少量实弹带来的战果将极为有限。而且这个时代根本就提供不了后续补充，为数不多的实弹是打完一枚就少一枚。
当然，这艘舰艇也并非是能看不能用，艇内的图馆是它现在价值最大的地方，其中的一些技术资料足够赵振中等人把英美等列强甩下几个时代的距离。只是，要想把技术资料变成现实产品，那还有一段艰难的路程要走。
……
暂时放下西北、沂蒙两个根据地的事务，来到沈阳的赵振中却发现这里的形势堪称险恶，基本上是处在战争边缘了。但让赵振中无奈的是，沈阳城内56万国人却对日军近在咫尺的战争威胁视而不见。
9月10日，赵振中一行抵达沈阳后，在路过合堡大街时见到城内布设的街垒、路障以及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后大吃一惊，一时还以为日本人提前发动了。
“这城里城外的日军是怎么回事？”一抵达华美公司在沈阳尚未开张的分公司所在地，赵振中就神色凝重地问道。
“这是日本人在演习。从9月2日就开始了。”此前先行回沈，现在前来迎接赵振中一行的刘成林语气愤然中透着无奈，“日本人在我们中国人的地盘上耀武扬威，可东北当局却在底下传达什么‘无论日人如何寻事，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的狗屁命令！看这架势，恐怕真被师叔说中了，日本人即将发动，而东北军全是银样蜡枪头，东北也很可能会就此沦陷。”
在7月17日，中村震太郎被东北军关瑞玑部处决的消息传出后，朝鲜、日本境内掀起了新的**浪潮，就是身在东北的日本侨民也不安分，一些浪人开始在街头寻衅滋事。
8月17日，日本陆军省宣布中村被杀，宣称“日本在满蒙特殊权益受到了中国的侵害，现处危险之中”，煽动武力解决问题。其外务省则命沈阳总领事向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严重抗议。但在此形势下，沈阳公安局却密令所属人员，称日本正在极力挑衅，应容忍自重，力避冲突。
沈阳当局的退让，并没有使日本人就此罢手，相反，这种力避冲突的举动却证实了石原莞尔等人在中东路事件后对东北军虚有其表的判断。石原莞尔曾说过的“我不用拔剑，只用竹刀就足以吓退张学良”的话语也在日本侨民当中流传开来，日人的气焰愈发嚣张。
从29年7月到31年7月，东北日军在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的组织下，已经进行过三次参谋旅行，掌握了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洮南、山海关、锦州等地的地形和中**队的基本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了详尽地侵占中国东北的作战计划。经过游说，板垣和石原的计划又得到了日本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大佐，参谋本部冈村宁次大佐、东条英机大佐的支持。到9月上旬，永田铁山答应的两门24厘米口径的重炮已经从日本国内运到沈阳，并安装完毕，瞄向北大营和东三省兵工厂。
一切就绪后，日军又展开了一系列的演习，为即将发动的战争做准备。9月2日，日军在北大营附近的文官屯、关帝庙一带演习；3日，演习进攻城垣的野战；4、5两日，演习包围东北兵工厂；8日，在沈阳北大门外架起了机关枪，佯攻沈阳；9、10两日，日军又在北大营边门、合堡大街等处进行城市进攻中的巷战演练。可以说，此时的东北日军已是箭在弦上，只待发出了。
尽管赵振中已经预料到沈阳这边局势会很紧张，但仍没想到竟险恶到如此地步。在别国领土上，一**队未经对方许可，就举行以该国当局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这和真枪实弹的作战行动已无多大差别，都是对主权国家的严重挑衅，都属于战争行为。但面对这样的挑衅，东北当局竟然忍了下来。而由于沈阳当局的纵容，以及日军连日来多次的演习，又使得沈阳民众在起初的惊慌过后，渐渐习惯了城里城外的路障，变得麻木不仁起来。绝大多数民众虽然心里认为小日本欺人太甚，小六子太窝囊，却并没意识到这已处于战争边缘。
在将自己知道的沈阳情势介绍完后，刘成林依然心绪难平，说道：“我就不明白，东北军关内、关外有近40万人马，日本人在沈阳这边才两万左右的武装人员，怎么能让这帮小鼻子骑在头上？”
“原因很简单，不管南京当局还是东北当局，他们内里都是软骨头！”周昊不屑地评论道。
“小昊说的没错。蒋中正、汪兆铭还有一干南京政府的要人，大多是去日本留过学的。他们在日本期间见识到了日本的强大后，已经把对日本人畏惧刻到了骨髓里，想让他们的骨头硬起来，估计成吨的补钙都不见得管用。”赵振中叹了口气，说道，“而且，民国以来，许多国人虽然剪去了头上的辫子，可心里头那根辫子却根深蒂固。这些人既不敢反对官老爷，更不敢反对洋人，逆来顺受已成习惯。要想让他们挺直腰板站起来，可太不容易了。”
鸦片战争后，国内的大人物们就得了软骨病，对西洋人很是畏惧；甲午之后，老大帝国竟连东面那个东洋小矮子都打不过，这让一些人的病情进一步加重；而在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后，国人对洋人的畏惧已经深入到了骨髓里。就连那口口声声宣扬革命的先行者，不也在列强面前也直不起腰来？甚至还主动上门以国家利益为筹码，以期取得日本人的支持。
先行者都如此，你能指望他的衣钵传人好到哪去？没见老蒋视滔天大水、千万灾民如不见，在7月23日宣称“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么？没见他在9月1日《呼吁弭乱救灾》的通电中又公然宣称“中正惟有一素志，全力剿赤，不计其他”么？这样的政府，你想让它把民众放在心上，让它对外硬气起来，那根本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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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雷”作战结束后，西北根据地进入了繁忙的治理整顿时刻。
此时，老蒋和他的中央军一方面忙于在江西剿共，一面还要应付广州方向，实在无暇他顾。加上中央军与西北间的距离过于偏远，鞭长莫及之下，老蒋只得把西北事务委托杨虎城处理。
杨虎城通过自己部下与甘肃势力交火试探后，知道仅凭孙蔚如一个师是无法应付得了的，便抓紧时间调兵遣将。只是调动之下，杨虎城才发现，这最终能和甘肃方面见真章的也就是自己的3个师和井岳秀的86师，而除去稳定地方的部队后，真正能用于作战一线的也就4万多人。
杨虎城不是没寻求过西北其他势力出兵平乱，只是毫无结果罢了。其中，青海的马麟，在侥幸逃得性命后不愿再去趟甘肃的浑水，以马步芳要防备河西走廊西部，自己无兵可派婉拒；陇南的鲁大昌在连番损失之下，对方不来打他，他都觉得是烧了高香，根本不愿再触霉头。至于绥远，那是张学良的管辖范围，可不干杨虎城这个潼关行营主任什么事。就是想让傅作义出兵，也要老蒋和张学良点头才行。何况，现在因阎锡山回晋一事，晋绥方面和南京、北平颇有剑拔弩张之势，现在让晋绥军的傅作义部出兵显然是不合适的。
种种原因聚合下，西北根据地竟在战后得到了一段相对平静时期。西北这边暂时恢复平静，而赵振中等人在东北的行动也拉开了帷幕。
9月初，在民众党成立大会结束，海外代表随谷海川等人去沂蒙根据地参观，张明瑞、杨天明启程返回西北后，赵振中却并未急着去东北，而是和周恬、周昊等人费了番功夫，把大珠山帽子峰附近海底那艘带自己三人来到这个世界的舰艇，通过帽子峰临海山崖处近20米的水下的出入口，给弄到了已可使用的地下潜艇基地中。
地下潜艇基地经过6年多的建设，虽然距离赵振中要求的完工标准还有一段距离，但已有部分设施可投入使用。而那艘在海水中沉寂13年之久的舰艇，虽然外壳上覆盖满了海草、淤泥以及许多贝类生物，但因其材质优良，并未出现腐蚀等问题，艇内各个系统也都还算正常。
将舰艇驶入潜艇基地的船坞中，清理掉外壳上的杂物后，赵振中又在舰艇上忙碌了两天，随后便由周恬在舰艇的图馆中查找有关资料，自己则和周昊于9月10日抵达了沈阳。而这个停靠舰艇的船坞也被严格封闭，只有周恬每天可以进出。
对于赵振中等人来说，虽然这艘舰艇足够先进，但因为几个方面的限制，却无法在这个时代发挥出它应有的效能。
一是缺乏能够驾御它进行作战的人员。虽然赵振中能指挥并操作舰艇航行，周昊也可以掌握部分火控系统，但舰艇在海中作战仅有这两个人是绝对不够的。而要想在这个时代培训出能操作这艘高技术舰艇的作战人员，即便赵振中、周昊两人亲自指导，没有十几、二十年的时间，那想都别想。
二是这个时代和后世在海况上存在明显差异，舰艇的自动导航系统因数据库中的海况数据资料和这个时代不符，已基本上失去了作用。加上没有了卫星中继，没有了基地指挥，这样一艘舰艇难有大作为。
三是后勤物资供应无以为继。舰艇上的武备系统中，除了激光防卫武器补充电力后可以连续应用外，鱼雷、导弹原本就多数是训练弹，剩下的少量实弹带来的战果将极为有限。而且这个时代根本就提供不了后续补充，为数不多的实弹是打完一枚就少一枚。
当然，这艘舰艇也并非是能看不能用，艇内的图馆是它现在价值最大的地方，其中的一些技术资料足够赵振中等人把英美等列强甩下几个时代的距离。只是，要想把技术资料变成现实产品，那还有一段艰难的路程要走。
……
暂时放下西北、沂蒙两个根据地的事务，来到沈阳的赵振中却发现这里的形势堪称险恶，基本上是处在战争边缘了。但让赵振中无奈的是，沈阳城内56万国人却对日军近在咫尺的战争威胁视而不见。
9月10日，赵振中一行抵达沈阳后，在路过合堡大街时见到城内布设的街垒、路障以及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后大吃一惊，一时还以为日本人提前发动了。
“这城里城外的日军是怎么回事？”一抵达华美公司在沈阳尚未开张的分公司所在地，赵振中就神色凝重地问道。
“这是日本人在演习。从9月2日就开始了。”此前先行回沈，现在前来迎接赵振中一行的刘成林语气愤然中透着无奈，“日本人在我们中国人的地盘上耀武扬威，可东北当局却在底下传达什么‘无论日人如何寻事，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的狗屁命令！看这架势，恐怕真被师叔说中了，日本人即将发动，而东北军全是银样蜡枪头，东北也很可能会就此沦陷。”
在7月17日，中村震太郎被东北军关瑞玑部处决的消息传出后，朝鲜、日本境内掀起了新的**浪潮，就是身在东北的日本侨民也不安分，一些浪人开始在街头寻衅滋事。
8月17日，日本陆军省宣布中村被杀，宣称“日本在满蒙特殊权益受到了中国的侵害，现处危险之中”，煽动武力解决问题。其外务省则命沈阳总领事向辽宁省主席臧式毅严重抗议。但在此形势下，沈阳公安局却密令所属人员，称日本正在极力挑衅，应容忍自重，力避冲突。
沈阳当局的退让，并没有使日本人就此罢手，相反，这种力避冲突的举动却证实了石原莞尔等人在中东路事件后对东北军虚有其表的判断。石原莞尔曾说过的“我不用拔剑，只用竹刀就足以吓退张学良”的话语也在日本侨民当中流传开来，日人的气焰愈发嚣张。
从29年7月到31年7月，东北日军在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的组织下，已经进行过三次参谋旅行，掌握了长春、哈尔滨、海拉尔、洮南、山海关、锦州等地的地形和中**队的基本情况。并以此为基础，制定了详尽地侵占中国东北的作战计划。经过游说，板垣和石原的计划又得到了日本陆军省军事课课长永田铁山大佐，参谋本部冈村宁次大佐、东条英机大佐的支持。到9月上旬，永田铁山答应的两门24厘米口径的重炮已经从日本国内运到沈阳，并安装完毕，瞄向北大营和东三省兵工厂。
一切就绪后，日军又展开了一系列的演习，为即将发动的战争做准备。9月2日，日军在北大营附近的文官屯、关帝庙一带演习；3日，演习进攻城垣的野战；4、5两日，演习包围东北兵工厂；8日，在沈阳北大门外架起了机关枪，佯攻沈阳；9、10两日，日军又在北大营边门、合堡大街等处进行城市进攻中的巷战演练。可以说，此时的东北日军已是箭在弦上，只待发出了。
尽管赵振中已经预料到沈阳这边局势会很紧张，但仍没想到竟险恶到如此地步。在别国领土上，一**队未经对方许可，就举行以该国当局为假想敌的军事演习，这和真枪实弹的作战行动已无多大差别，都是对主权国家的严重挑衅，都属于战争行为。但面对这样的挑衅，东北当局竟然忍了下来。而由于沈阳当局的纵容，以及日军连日来多次的演习，又使得沈阳民众在起初的惊慌过后，渐渐习惯了城里城外的路障，变得麻木不仁起来。绝大多数民众虽然心里认为小日本欺人太甚，小六子太窝囊，却并没意识到这已处于战争边缘。
在将自己知道的沈阳情势介绍完后，刘成林依然心绪难平，说道：“我就不明白，东北军关内、关外有近40万人马，日本人在沈阳这边才两万左右的武装人员，怎么能让这帮小鼻子骑在头上？”
“原因很简单，不管南京当局还是东北当局，他们内里都是软骨头！”周昊不屑地评论道。
“小昊说的没错。蒋中正、汪兆铭还有一干南京政府的要人，大多是去日本留过学的。他们在日本期间见识到了日本的强大后，已经把对日本人畏惧刻到了骨髓里，想让他们的骨头硬起来，估计成吨的补钙都不见得管用。”赵振中叹了口气，说道，“而且，民国以来，许多国人虽然剪去了头上的辫子，可心里头那根辫子却根深蒂固。这些人既不敢反对官老爷，更不敢反对洋人，逆来顺受已成习惯。要想让他们挺直腰板站起来，可太不容易了。”
鸦片战争后，国内的大人物们就得了软骨病，对西洋人很是畏惧；甲午之后，老大帝国竟连东面那个东洋小矮子都打不过，这让一些人的病情进一步加重；而在庚子年八国联军侵华后，国人对洋人的畏惧已经深入到了骨髓里。就连那口口声声宣扬革命的先行者，不也在列强面前也直不起腰来？甚至还主动上门以国家利益为筹码，以期取得日本人的支持。
先行者都如此，你能指望他的衣钵传人好到哪去？没见老蒋视滔天大水、千万灾民如不见，在7月23日宣称“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蠹”么？没见他在9月1日《呼吁弭乱救灾》的通电中又公然宣称“中正惟有一素志，全力剿赤，不计其他”么？这样的政府，你想让它把民众放在心上，让它对外硬气起来，那根本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