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5章 但这一切值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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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询的愤怒和委屈无人吐诉，只能憋着回到温室殿时，才与那总是默默听天子背地里痛骂某位大臣，却笑着听之劝之的许皇后说出口。
“禅让，又是禅让！皇后你听听，这是人话么？”
要求汉帝禅让，这不是刘询第一次听到。
孝昭在位的元凤三年，泰山大石立，董仲舒的再传弟子，符节令眭弘推衍《春秋》大意，认为这意味着有人将从匹夫为天子者，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
于是眭弘就给霍光上了一道奏疏：“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德之君，也不妨碍圣人受命于天。汉家乃是尧帝之后，有传国给他姓之运势。汉帝应普告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
这奏疏可是将朝堂都惊呆了，董仲舒若是还活着，一定会急忙矢口否认：“我没有说过这句话！”
老董确实只隐晦地提了“春秋新王”之说，将孔子与其所作《春秋》定为世俗之外的真正王统，他要敢在孝武面前提禅让，多十颗脑袋都不够砍。
当时正值霍光召开盐铁之会，杀了被贤良文学痛恨的“功利奸臣”桑弘羊，又还没开始进取西域，故被儒生视为周公第二。只要霍大将军全面拥抱儒学五经，就是妥妥的圣人。这禅让之言多半是想要投机，但也符合汉武帝晚年后关东儒林的主流意见。
他们以为武帝开疆拓土，消耗巨大，以九州之财奉于四夷，导致内政动荡，再这样下去大汉迟早要崩溃。一部分对朝廷心存失望的儒生，尤其是董仲舒后学，想到了传说中的尧舜禅让传说，萌生了汉帝禅让贤能，从而解决所有问题的想法……
儒生蠢么？一点不蠢，这种想法的流毒两千年后仍大行于世：只要出一位民选领导，社会一切疑难杂症都将彻底解决！
秉政的大将军霍光觉得眭弘是想搞自己，遂定以“妖言惑众”处死，但此事在刘询即位后出现了反转。
刘询想要神话自己登基的过程，表明继位是顺承天意，故结合上林苑中蚂蚁吃叶子出现“公孙病已立”几个字的传言，将眭弘的预言裁剪后放到自己身上。他确实是以匹夫而为天子，也是“公孙氏”啊。故刘询为眭弘平反，还任用他的儿子为郎。
现在回头看，刘询才发现当初太年轻了，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此事鼓舞了董仲舒的后学弟子，研究灾异预言的人越来越多，终于把”禅让之论”再度推到了自己面前。
对盖宽饶的奏疏，刘询是以最大恶意去解读的：“他是想说，当今朝政昏聩不明，再这样下去，刘氏的江山不会太长久，汉家天子已经到了该退位的时候了。”
“陛下，盖司隶素来刚直，恐怕并未此意。”许平君小心规劝，她与刘询十余年夫妻，能看出皇帝眼中流出的杀意。
“朕过去也以为他是刚直而戆，如今才发现，恐怕是看错人了。”
刘询起身感慨道：“五年前，朕夷灭匈奴，设安北都护，北境永宁，但朕没有急着宣布天下安定。因为竟宁年间战争先行，内政仍有很大弊病，尤其在吏治上，官吏或以不禁奸邪为宽大，纵释有罪为不苛，或以酷恶为贤，皆失其中。”
“于是五年来，朕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花了大精力投入到内政里。朕先用西安侯之建言，在东海滨以晒盐法代替煮盐法后，降盐价。减少了北边屯兵，二十万郡国边卒只留下四万。”
“这些开源节流多出来的钱帛，就用来赈贫民、假公田、贷种食、减算赋、赐老人王杖，想让天下早点恢复民生。”
“朕又减肉刑，禁苛暴，选良吏，每有地方二千石上任都要亲自接见，细细问对，看此人是否称职，设置廷尉平，苛酷之风得以扭转，冤假错案稍有平反。”
刘询确实想做一个被万民崇敬，甚至连挑剔的儒生也敬服赞颂的圣君。
五年下来，大汉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在外，三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在内，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也远超前代。
等这个年号结束时，不敢说大安，小安是能自夸的，可谓“中兴”了。所以今年初，觉得自己干得不错的刘询才有点小膨胀，觉得功光祖宗，业垂后嗣，遂祭泰祀，又跑到河东郡祭后土，遣大臣去四至立柱。
可这些成就，在盖宽饶等人眼里，却远远算不上好。
刘询抱怨道：“‘陛下任刑不任德’，‘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彼辈常如此说，但不是朕不用，是儒生当真不中用啊！”
就拿那个曾经被刘询寄予厚望，觉得是个人才的萧望之来说吧。刘询深知望之通晓经术办事稳重，论议有理，故想要将他从丞相司直提拔为六安国相，考察他的治郡能力。结果萧望之嫌弃那是左官，上疏言病婉拒，还说什么：
“陛下怜爱百姓，担心德化不能遍于天下，放出全部谏官去补郡吏，这是忧其末而忘其本也。朝中没有谏诤之臣就不知过失，国内没有明智达理之士就听不到好的建议。还望陛下选择明经学的儒士作为内臣，参与政事。诸侯听闻，便知朝廷纳谏虑政，而无缺遗。如此便可建成周代成康那样的太平世道。外郡即使有些不清明，也不必忧虑。”
不必忧虑……不必忧虑，口口声声说什么地方不治的，不就是你们这群人么？怎么，轮到自己去时，就如此推诿？非得一步登天，直接做三公九卿才行么？然后成康之治便不请自来？
刘询当真是气笑了，是啊，动动嘴皮子，当然比身体力行容易。
从那以后，刘询心中对萧望之的评价低了一个档次，并料定：“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他连自家的太子，都不敢让这群人去教，生怕教歪了。
反观西安侯带出来的黄霸、耿寿昌，以及张敞等人，都是帝国的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黄霸将颍川郡治得有声有色，耿寿昌去海滨数年，完成了晒盐法的推广，张敞继蜀郡守又为京兆尹。
故大汉日常行政仍尚法任刑，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刘询坚持以霸道为主，王道为辅，虽也用儒士，但同武帝用儒术缘饰法律如出一辙。
于是批评的声音就来了，尽管刘询在改善吏治上虽然做了不少事情，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谏大夫、博士就开始吵吵。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陛下走错了路，南辕北辙，还是要全面推行德治方可啊！”
他们以为，大汉从汉武帝改制征伐兴功利开始就走错了路，若是今上继续沿着这条道走，虽然解决了匈奴，虽然天下民生看上去确实好转，虽然吏治在缓慢改善，虽然四夷来朝，但跟失去了礼治王道相比，这一切都值得吗？
于是就有了那场是否全面推行春秋决狱的争论，最后以赵广汉罢官结束，但儒吏们也没赢。
或许是觉察到了天子的不以为然，他们的批评开始扩大化，还拿刘询赐给史、许富贵说事，揪着这些小处不放，危言耸听，最后连禅让都整出来了。
尽管许皇后一再规劝，但刘询想的很深，这盖宽饶不是孤例，他代表了一种隐藏在学术界的思潮：儒林公知们对汉家制度的不满。
刘询不由想起了一年多前，西安侯任弘的预言：“陛下，荀子有言，儒分大儒、雅儒、俗儒。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者，俗儒也。今《公羊》俗儒充斥朝堂，其学蔓延九州四野。”
“若不防微杜渐，他日乱大汉者，俗儒也！”
西安侯或是想借着打击公羊春秋，推广他钻研的左氏春秋为官学，刘询当时一笑而过，没当回事，但今日看来……
“《公羊》、《韩易》之学，确实不能再纵容了。”
……
“陛下，绣衣使者说，民间确实在流传一件事。”
到了次日，回到宣室殿后，为刘询管控绣衣的金安上前来禀报道：“多年前孝武皇帝那番‘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的话，又开始传播了。”
据说孝武行晚年幸河汾，中流与群臣饮宴，那一年他身体不好，几乎病逝，乐极哀来，惊心老至，有感于此，乃自作《秋风》辞：“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然后就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孝武不知是心生疲倦还是喝醉了，竟对群臣说：“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宗室子孙谁当应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也！”
这简直是亡国之言，群臣震恐，但孝武当时已为方士毒害，那一年身体也欠佳，有时是不太清醒的，虽被群臣劝诫，但又说了一句更了不得的话：“吾醉言耳。然自古以来，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者……”
此言已在民间散播多年，刘询初继位时尤其喧嚣尘上——其实那是田延年想要推霍光篡汉所为。
刘询试图对此事加以解释：六七之厄，大汉的皇帝，不算前后少帝和刘贺的话，第六代是孝昭，第七代是他啊，作为宗室子弟再受命，没毛病！
可那“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就没法洗了，成了证明汉家确应禅让的依据。
刘询闭上眼，让金安上退下，心中暗道：“朕曾想证明，我就是天下人期盼的圣君，要让所有人都承认。”
“可现在朕明白了，朕终究无法讨好所有人。”
刘询又看了一遍盖宽饶的奏疏，越看越心寒：“虽有继体守文德之君，也不妨碍圣人受命于天……朕已做到这种地步，在彼辈眼中，竟只是给他们期盼的‘圣人’占个位置，随时可以让位的？”
皇帝只觉得自己遭到了深深的背叛，他也知道，盖宽饶等人翘首期盼的圣人是谁。
当然不是任弘那满心功利，对开边和功利推波助澜，并柔和媚上的家伙，得对朝中格局多陌生的乡中愚民才会得出这结论啊。
儒生期盼的，是一个世上根本不存在的人物：他必须是一个道德上完美无缺的贤人，像舜一样孝顺，如尧一般尚贤，似大禹一样一心为公三过家门不入，最好还有素王孔子的理想和学问。
如此，才能接过汉帝禅让的冠冕，上承周朝之后真正的王统——以《春秋》当新王！然后，只要对儒生那些空泛的提议一一采纳推行，全面复古，奉天法先王，以礼治国，便能达到太平世。
除此之外，一切其他方法，都是错误的！
武帝之后的汉儒贤良文学已经读五经读魔怔了，其逻辑和后世某些人挺很像：只要实现民主自由，一切社会弊病都将完美解决——若是没解决，那是因为，你还不够民主自由。
历史上再过几十年，儒生们还真等来了那个“圣人”，轰轰烈烈的改制运动最后只剩下一地鸡毛。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是无法对话的，上朝前，刘询如往日一样，站在铜鉴前让奴婢为他更衣，却总觉得鉴中脸上有一块刺眼瑕疵，伸手去摸了几次都抹不掉。
“扔了它。”
一向好脾气的刘询不耐烦了，忽然如此下令，等尚衣尚冠带着宫婢将铜鉴抬走，换上一块新的后，刘询再靠近一照，果然，他脸上的瑕疵消失了。
“若是再怎么照，脸上都有瑕疵，那恐怕不是朕的问题。”
“而是铜鉴有瑕疵！”
刘询心情大好，戴上冠冕后，将盖宽饶的奏疏交给中书令弘恭，语气平常。
“下其书，使中二千石议之。”
很多历史文化上的转折点，都是因为某位小人物一篇文章，而引发天翻地覆的改变。
天安三年，自孝武独尊儒术一甲子后，大汉朝的思想界，是时候再来一场大地震了！
……
PS：第二章在0点前，这几章要看的资料太多，写起来有点慢，昨天欠的一章顺延明天再补哈。
刘询的愤怒和委屈无人吐诉，只能憋着回到温室殿时，才与那总是默默听天子背地里痛骂某位大臣，却笑着听之劝之的许皇后说出口。
“禅让，又是禅让！皇后你听听，这是人话么？”
要求汉帝禅让，这不是刘询第一次听到。
孝昭在位的元凤三年，泰山大石立，董仲舒的再传弟子，符节令眭弘推衍《春秋》大意，认为这意味着有人将从匹夫为天子者，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
于是眭弘就给霍光上了一道奏疏：“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德之君，也不妨碍圣人受命于天。汉家乃是尧帝之后，有传国给他姓之运势。汉帝应普告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
这奏疏可是将朝堂都惊呆了，董仲舒若是还活着，一定会急忙矢口否认：“我没有说过这句话！”
老董确实只隐晦地提了“春秋新王”之说，将孔子与其所作《春秋》定为世俗之外的真正王统，他要敢在孝武面前提禅让，多十颗脑袋都不够砍。
当时正值霍光召开盐铁之会，杀了被贤良文学痛恨的“功利奸臣”桑弘羊，又还没开始进取西域，故被儒生视为周公第二。只要霍大将军全面拥抱儒学五经，就是妥妥的圣人。这禅让之言多半是想要投机，但也符合汉武帝晚年后关东儒林的主流意见。
他们以为武帝开疆拓土，消耗巨大，以九州之财奉于四夷，导致内政动荡，再这样下去大汉迟早要崩溃。一部分对朝廷心存失望的儒生，尤其是董仲舒后学，想到了传说中的尧舜禅让传说，萌生了汉帝禅让贤能，从而解决所有问题的想法……
儒生蠢么？一点不蠢，这种想法的流毒两千年后仍大行于世：只要出一位民选领导，社会一切疑难杂症都将彻底解决！
秉政的大将军霍光觉得眭弘是想搞自己，遂定以“妖言惑众”处死，但此事在刘询即位后出现了反转。
刘询想要神话自己登基的过程，表明继位是顺承天意，故结合上林苑中蚂蚁吃叶子出现“公孙病已立”几个字的传言，将眭弘的预言裁剪后放到自己身上。他确实是以匹夫而为天子，也是“公孙氏”啊。故刘询为眭弘平反，还任用他的儿子为郎。
现在回头看，刘询才发现当初太年轻了，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此事鼓舞了董仲舒的后学弟子，研究灾异预言的人越来越多，终于把”禅让之论”再度推到了自己面前。
对盖宽饶的奏疏，刘询是以最大恶意去解读的：“他是想说，当今朝政昏聩不明，再这样下去，刘氏的江山不会太长久，汉家天子已经到了该退位的时候了。”
“陛下，盖司隶素来刚直，恐怕并未此意。”许平君小心规劝，她与刘询十余年夫妻，能看出皇帝眼中流出的杀意。
“朕过去也以为他是刚直而戆，如今才发现，恐怕是看错人了。”
刘询起身感慨道：“五年前，朕夷灭匈奴，设安北都护，北境永宁，但朕没有急着宣布天下安定。因为竟宁年间战争先行，内政仍有很大弊病，尤其在吏治上，官吏或以不禁奸邪为宽大，纵释有罪为不苛，或以酷恶为贤，皆失其中。”
“于是五年来，朕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花了大精力投入到内政里。朕先用西安侯之建言，在东海滨以晒盐法代替煮盐法后，降盐价。减少了北边屯兵，二十万郡国边卒只留下四万。”
“这些开源节流多出来的钱帛，就用来赈贫民、假公田、贷种食、减算赋、赐老人王杖，想让天下早点恢复民生。”
“朕又减肉刑，禁苛暴，选良吏，每有地方二千石上任都要亲自接见，细细问对，看此人是否称职，设置廷尉平，苛酷之风得以扭转，冤假错案稍有平反。”
刘询确实想做一个被万民崇敬，甚至连挑剔的儒生也敬服赞颂的圣君。
五年下来，大汉被他治理得井井有条在外，三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在内，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也远超前代。
等这个年号结束时，不敢说大安，小安是能自夸的，可谓“中兴”了。所以今年初，觉得自己干得不错的刘询才有点小膨胀，觉得功光祖宗，业垂后嗣，遂祭泰祀，又跑到河东郡祭后土，遣大臣去四至立柱。
可这些成就，在盖宽饶等人眼里，却远远算不上好。
刘询抱怨道：“‘陛下任刑不任德’，‘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彼辈常如此说，但不是朕不用，是儒生当真不中用啊！”
就拿那个曾经被刘询寄予厚望，觉得是个人才的萧望之来说吧。刘询深知望之通晓经术办事稳重，论议有理，故想要将他从丞相司直提拔为六安国相，考察他的治郡能力。结果萧望之嫌弃那是左官，上疏言病婉拒，还说什么：
“陛下怜爱百姓，担心德化不能遍于天下，放出全部谏官去补郡吏，这是忧其末而忘其本也。朝中没有谏诤之臣就不知过失，国内没有明智达理之士就听不到好的建议。还望陛下选择明经学的儒士作为内臣，参与政事。诸侯听闻，便知朝廷纳谏虑政，而无缺遗。如此便可建成周代成康那样的太平世道。外郡即使有些不清明，也不必忧虑。”
不必忧虑……不必忧虑，口口声声说什么地方不治的，不就是你们这群人么？怎么，轮到自己去时，就如此推诿？非得一步登天，直接做三公九卿才行么？然后成康之治便不请自来？
刘询当真是气笑了，是啊，动动嘴皮子，当然比身体力行容易。
从那以后，刘询心中对萧望之的评价低了一个档次，并料定：“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他连自家的太子，都不敢让这群人去教，生怕教歪了。
反观西安侯带出来的黄霸、耿寿昌，以及张敞等人，都是帝国的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黄霸将颍川郡治得有声有色，耿寿昌去海滨数年，完成了晒盐法的推广，张敞继蜀郡守又为京兆尹。
故大汉日常行政仍尚法任刑，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刘询坚持以霸道为主，王道为辅，虽也用儒士，但同武帝用儒术缘饰法律如出一辙。
于是批评的声音就来了，尽管刘询在改善吏治上虽然做了不少事情，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谏大夫、博士就开始吵吵。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陛下走错了路，南辕北辙，还是要全面推行德治方可啊！”
他们以为，大汉从汉武帝改制征伐兴功利开始就走错了路，若是今上继续沿着这条道走，虽然解决了匈奴，虽然天下民生看上去确实好转，虽然吏治在缓慢改善，虽然四夷来朝，但跟失去了礼治王道相比，这一切都值得吗？
于是就有了那场是否全面推行春秋决狱的争论，最后以赵广汉罢官结束，但儒吏们也没赢。
或许是觉察到了天子的不以为然，他们的批评开始扩大化，还拿刘询赐给史、许富贵说事，揪着这些小处不放，危言耸听，最后连禅让都整出来了。
尽管许皇后一再规劝，但刘询想的很深，这盖宽饶不是孤例，他代表了一种隐藏在学术界的思潮：儒林公知们对汉家制度的不满。
刘询不由想起了一年多前，西安侯任弘的预言：“陛下，荀子有言，儒分大儒、雅儒、俗儒。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学杂举，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不知隆礼义而杀《诗》、《书》者，俗儒也。今《公羊》俗儒充斥朝堂，其学蔓延九州四野。”
“若不防微杜渐，他日乱大汉者，俗儒也！”
西安侯或是想借着打击公羊春秋，推广他钻研的左氏春秋为官学，刘询当时一笑而过，没当回事，但今日看来……
“《公羊》、《韩易》之学，确实不能再纵容了。”
……
“陛下，绣衣使者说，民间确实在流传一件事。”
到了次日，回到宣室殿后，为刘询管控绣衣的金安上前来禀报道：“多年前孝武皇帝那番‘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的话，又开始传播了。”
据说孝武行晚年幸河汾，中流与群臣饮宴，那一年他身体不好，几乎病逝，乐极哀来，惊心老至，有感于此，乃自作《秋风》辞：“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然后就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孝武不知是心生疲倦还是喝醉了，竟对群臣说：“汉有六七之厄，法应再受命，宗室子孙谁当应此者？六七四十二，代汉者，当涂高也！”
这简直是亡国之言，群臣震恐，但孝武当时已为方士毒害，那一年身体也欠佳，有时是不太清醒的，虽被群臣劝诫，但又说了一句更了不得的话：“吾醉言耳。然自古以来，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者……”
此言已在民间散播多年，刘询初继位时尤其喧嚣尘上——其实那是田延年想要推霍光篡汉所为。
刘询试图对此事加以解释：六七之厄，大汉的皇帝，不算前后少帝和刘贺的话，第六代是孝昭，第七代是他啊，作为宗室子弟再受命，没毛病！
可那“不闻一姓遂长王天下”就没法洗了，成了证明汉家确应禅让的依据。
刘询闭上眼，让金安上退下，心中暗道：“朕曾想证明，我就是天下人期盼的圣君，要让所有人都承认。”
“可现在朕明白了，朕终究无法讨好所有人。”
刘询又看了一遍盖宽饶的奏疏，越看越心寒：“虽有继体守文德之君，也不妨碍圣人受命于天……朕已做到这种地步，在彼辈眼中，竟只是给他们期盼的‘圣人’占个位置，随时可以让位的？”
皇帝只觉得自己遭到了深深的背叛，他也知道，盖宽饶等人翘首期盼的圣人是谁。
当然不是任弘那满心功利，对开边和功利推波助澜，并柔和媚上的家伙，得对朝中格局多陌生的乡中愚民才会得出这结论啊。
儒生期盼的，是一个世上根本不存在的人物：他必须是一个道德上完美无缺的贤人，像舜一样孝顺，如尧一般尚贤，似大禹一样一心为公三过家门不入，最好还有素王孔子的理想和学问。
如此，才能接过汉帝禅让的冠冕，上承周朝之后真正的王统——以《春秋》当新王！然后，只要对儒生那些空泛的提议一一采纳推行，全面复古，奉天法先王，以礼治国，便能达到太平世。
除此之外，一切其他方法，都是错误的！
武帝之后的汉儒贤良文学已经读五经读魔怔了，其逻辑和后世某些人挺很像：只要实现民主自由，一切社会弊病都将完美解决——若是没解决，那是因为，你还不够民主自由。
历史上再过几十年，儒生们还真等来了那个“圣人”，轰轰烈烈的改制运动最后只剩下一地鸡毛。
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是无法对话的，上朝前，刘询如往日一样，站在铜鉴前让奴婢为他更衣，却总觉得鉴中脸上有一块刺眼瑕疵，伸手去摸了几次都抹不掉。
“扔了它。”
一向好脾气的刘询不耐烦了，忽然如此下令，等尚衣尚冠带着宫婢将铜鉴抬走，换上一块新的后，刘询再靠近一照，果然，他脸上的瑕疵消失了。
“若是再怎么照，脸上都有瑕疵，那恐怕不是朕的问题。”
“而是铜鉴有瑕疵！”
刘询心情大好，戴上冠冕后，将盖宽饶的奏疏交给中书令弘恭，语气平常。
“下其书，使中二千石议之。”
很多历史文化上的转折点，都是因为某位小人物一篇文章，而引发天翻地覆的改变。
天安三年，自孝武独尊儒术一甲子后，大汉朝的思想界，是时候再来一场大地震了！
……
PS：第二章在0点前，这几章要看的资料太多，写起来有点慢，昨天欠的一章顺延明天再补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