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一十一章 微风起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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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夜，曾家岩50号的秘密电台给“家里”发了封急电，连密码本都是新启用的。
接到加急电报后，延安那边甚至连夜召开了会议，那一百万美元的捐款让分管后勤工作的几位领导欣喜若狂。
“伯渠同志，你这个边区政府主席总算能松一口气喽！”?开会的都是有一定保密级别的领导，所以好多事情用不着藏着掖着：“部队今年的冬装钱有着落喽，我看是不是留一部分给陕甘宁边区银行做准备金，扩大‘光华商店代价卷’的发行额了。”
这光华商店就是原来的边区政府贸易局，当初为了应对边区辅币不足的局面特地发行过总数10万元的“光华券”。面额也不大，就是为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二分共5种的小票子。这种票子可以随时到光华商店按1比1的价格兑换成法币，在民间的信誉不是一般的好。
去年国民政府又开始搞“限制异党”那套把戏后，边区的物价猛涨，财政供给出现困难。中央一边开展大生产运动，一边扩大光华券的发行数额，截至目前已经发行了207万元，可以说，银行贷款已经成了解决财政问题的重要方式。
但是，毛、彭等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最高领导人认为“根据地工作最差最无秩序最未上轨道的是财政经济工作……如不速加注意，必遭破产之祸”。但是现实条件摆在那里，大量追求进步的学生仍不断的涌入延安，以致延安的脱产人员有37年的三万增加到现在的四万多，陕甘宁边区的那点经费已经分配不过来了。自今年5月起，边区财政每月需要17万元约合4万6千8百银元，可资金缺口却多达4万多。可以预见，随着法币进一步贬值，今年的财政状况还会恶化的更厉害。
“我看可以，上海那边有句打趣人的说法，叫做‘喜欢开空头支票’，我们的边区银行不能这么做。金融的事情还要用金融手段来解决，国民政府那套滥发钞票的把戏不能在边区出现，这种坑老百姓的事情可做不得！”席间一位大胡子领导对国民政府搞金融活动的水准非常不满意，入夏以后边区政府派人重庆领回经费，人还没离开财政部、票子就贬值了一大截，这种情况实在太让人受不了。
其实大后方政商两界对财政部长孔祥熙一向很头疼，他的水平比宋子文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套用后世的一句话，猪队友！
孔某人一直在坚持用外汇维持黑市法币币值。9月10日的《新华日报》对此直言不讳的评价过：这些外汇消耗的漏洞，十分之八以上被日寇套买去了。
国统区因为国库外汇储备缩水而导致金融危机，工厂停工、商业萧条，可日本人却利用操控法币、日币、伪华兴银行币汇价的办法控制黑市，为他们的工厂大量套取外汇，从英美各国进口原料以继续维持战争。
孔祥熙这种割肉资敌的政策恐怕只有日本人获利，偏偏他对比还振振有词：“上海是金融中心，事关国际观瞻……”巴拉巴拉，这套花钱保面子说辞居然还被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和这种碰的头破血流都不肯回头的高人，就是神仙也没辙。
金融关系着部队的战斗力，可中央几位领导人的注意力却在那份情报上。重庆卡萨布兰卡酒吧的情报价值万金，延安虽在千里之外，大家亦有所耳闻。
“我认为情报是准确的！涞源一战是险胜，要不是部队及时把缴获的弹药用上去，这一仗必然是虎头蛇尾的结局！但是，胜利毕竟是事实，日军因此调整他们的政策和战术也是在情理之中。先解决中条山方向的守军，然后与卫立煌的一战区着黄河对峙，依靠黄河天险腾出一到两个师团的机动兵力投入对根据地的作战，甚至再从他们的国内和东北抽出一部分部队加入进攻根据地的战事，的确是非常高明的策略！”
“我同意润之的看法。”朱总司令从辛亥革命时就在打仗，他的军旅生涯是在座之人中最长的：“部队大规模使用火炮以后，攻坚能力一日千里。之前日军用一个小队的兵力，依靠碉堡就能和我们一个营进行对抗；一个团为了拿下日军中队级别的据点就得伤筋动骨。可现在呢，每天晚上都有二三十个、甚至四五十炮楼被摧毁，而部队的损失却很少。这是好事，也会带来不少问题。以后炮弹怎么解决？火炮的损失怎么弥补？部队会不会变的离开火炮就不敢下决心打攻坚战？抗战至今，我们只有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作战中才能做到缴获略多于消耗，这一点在对那些日军小队级据点或是以伪军驻守据点的作战中比较明显。彭老总说部队的弹药消耗量很大，子弹消耗了三十五万发、手榴弹八万枚左右，九二步兵炮的炮弹两千七百枚，缴获的武器弹药刚好能够弥补消耗，但是日军在战败前毁坏武器弹药的情况越来越普遍，有些小据点是被直接放弃的，所以攻坚作战的难度越来越大！”
康s是社会部负责人，他也发言道：“部队在这一阶段的攻坚作战中也暴露出来不少问题。有些部队因为新兵较多，未能红军时代由老战士一对一教导新兵的传统，导致部队战斗力下滑的利害；有的干部在攻坚作战中急于求成，不注意寻找战机，忽视部队在运动战的优势，导致部队损失比较大！还有一些部队把勇敢和鲁莽混为一谈，作战中缺乏策略性……”
几位领导人点头总结说：“成绩很大，问题不少，谈到的这些事情这些都要及时总结下发。在接下来的作战中要注意情报收集工作，既不能因为担心敌人反扑而在战斗中畏首畏脚，也要避免因为忽视情报工作而在接下来的反扫荡作战中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我认为在作战中要注意物资积累，以应付日军可能进行的长时间扫荡！重庆来的情报应该是有所指的，一但日军抽调出两个或者更多师团的机动部队来对根据地进行长时间的扫荡，部队要有预案。尤其是平原地区的根据地，要加紧研究和布置地道的事情。在没有青纱帐的季节，一座炮楼在平原上能监视几公里远的范围，部队没有办法活动，老百姓的生产、生活都会在日军的监视之下。只有尽快形成能打、能藏、能生活，防挖、防毒、防水的地道网络，我们才可能在日军长时间、大范围的扫荡中、和日本人进行较量。”
是夜，曾家岩50号的秘密电台给“家里”发了封急电，连密码本都是新启用的。
接到加急电报后，延安那边甚至连夜召开了会议，那一百万美元的捐款让分管后勤工作的几位领导欣喜若狂。
“伯渠同志，你这个边区政府主席总算能松一口气喽！”?开会的都是有一定保密级别的领导，所以好多事情用不着藏着掖着：“部队今年的冬装钱有着落喽，我看是不是留一部分给陕甘宁边区银行做准备金，扩大‘光华商店代价卷’的发行额了。”
这光华商店就是原来的边区政府贸易局，当初为了应对边区辅币不足的局面特地发行过总数10万元的“光华券”。面额也不大，就是为五角、二角、一角、五分、二分共5种的小票子。这种票子可以随时到光华商店按1比1的价格兑换成法币，在民间的信誉不是一般的好。
去年国民政府又开始搞“限制异党”那套把戏后，边区的物价猛涨，财政供给出现困难。中央一边开展大生产运动，一边扩大光华券的发行数额，截至目前已经发行了207万元，可以说，银行贷款已经成了解决财政问题的重要方式。
但是，毛、彭等领导人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最高领导人认为“根据地工作最差最无秩序最未上轨道的是财政经济工作……如不速加注意，必遭破产之祸”。但是现实条件摆在那里，大量追求进步的学生仍不断的涌入延安，以致延安的脱产人员有37年的三万增加到现在的四万多，陕甘宁边区的那点经费已经分配不过来了。自今年5月起，边区财政每月需要17万元约合4万6千8百银元，可资金缺口却多达4万多。可以预见，随着法币进一步贬值，今年的财政状况还会恶化的更厉害。
“我看可以，上海那边有句打趣人的说法，叫做‘喜欢开空头支票’，我们的边区银行不能这么做。金融的事情还要用金融手段来解决，国民政府那套滥发钞票的把戏不能在边区出现，这种坑老百姓的事情可做不得！”席间一位大胡子领导对国民政府搞金融活动的水准非常不满意，入夏以后边区政府派人重庆领回经费，人还没离开财政部、票子就贬值了一大截，这种情况实在太让人受不了。
其实大后方政商两界对财政部长孔祥熙一向很头疼，他的水平比宋子文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套用后世的一句话，猪队友！
孔某人一直在坚持用外汇维持黑市法币币值。9月10日的《新华日报》对此直言不讳的评价过：这些外汇消耗的漏洞，十分之八以上被日寇套买去了。
国统区因为国库外汇储备缩水而导致金融危机，工厂停工、商业萧条，可日本人却利用操控法币、日币、伪华兴银行币汇价的办法控制黑市，为他们的工厂大量套取外汇，从英美各国进口原料以继续维持战争。
孔祥熙这种割肉资敌的政策恐怕只有日本人获利，偏偏他对比还振振有词：“上海是金融中心，事关国际观瞻……”巴拉巴拉，这套花钱保面子说辞居然还被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和这种碰的头破血流都不肯回头的高人，就是神仙也没辙。
金融关系着部队的战斗力，可中央几位领导人的注意力却在那份情报上。重庆卡萨布兰卡酒吧的情报价值万金，延安虽在千里之外，大家亦有所耳闻。
“我认为情报是准确的！涞源一战是险胜，要不是部队及时把缴获的弹药用上去，这一仗必然是虎头蛇尾的结局！但是，胜利毕竟是事实，日军因此调整他们的政策和战术也是在情理之中。先解决中条山方向的守军，然后与卫立煌的一战区着黄河对峙，依靠黄河天险腾出一到两个师团的机动兵力投入对根据地的作战，甚至再从他们的国内和东北抽出一部分部队加入进攻根据地的战事，的确是非常高明的策略！”
“我同意润之的看法。”朱总司令从辛亥革命时就在打仗，他的军旅生涯是在座之人中最长的：“部队大规模使用火炮以后，攻坚能力一日千里。之前日军用一个小队的兵力，依靠碉堡就能和我们一个营进行对抗；一个团为了拿下日军中队级别的据点就得伤筋动骨。可现在呢，每天晚上都有二三十个、甚至四五十炮楼被摧毁，而部队的损失却很少。这是好事，也会带来不少问题。以后炮弹怎么解决？火炮的损失怎么弥补？部队会不会变的离开火炮就不敢下决心打攻坚战？抗战至今，我们只有百团大战第二阶段的作战中才能做到缴获略多于消耗，这一点在对那些日军小队级据点或是以伪军驻守据点的作战中比较明显。彭老总说部队的弹药消耗量很大，子弹消耗了三十五万发、手榴弹八万枚左右，九二步兵炮的炮弹两千七百枚，缴获的武器弹药刚好能够弥补消耗，但是日军在战败前毁坏武器弹药的情况越来越普遍，有些小据点是被直接放弃的，所以攻坚作战的难度越来越大！”
康s是社会部负责人，他也发言道：“部队在这一阶段的攻坚作战中也暴露出来不少问题。有些部队因为新兵较多，未能红军时代由老战士一对一教导新兵的传统，导致部队战斗力下滑的利害；有的干部在攻坚作战中急于求成，不注意寻找战机，忽视部队在运动战的优势，导致部队损失比较大！还有一些部队把勇敢和鲁莽混为一谈，作战中缺乏策略性……”
几位领导人点头总结说：“成绩很大，问题不少，谈到的这些事情这些都要及时总结下发。在接下来的作战中要注意情报收集工作，既不能因为担心敌人反扑而在战斗中畏首畏脚，也要避免因为忽视情报工作而在接下来的反扫荡作战中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我认为在作战中要注意物资积累，以应付日军可能进行的长时间扫荡！重庆来的情报应该是有所指的，一但日军抽调出两个或者更多师团的机动部队来对根据地进行长时间的扫荡，部队要有预案。尤其是平原地区的根据地，要加紧研究和布置地道的事情。在没有青纱帐的季节，一座炮楼在平原上能监视几公里远的范围，部队没有办法活动，老百姓的生产、生活都会在日军的监视之下。只有尽快形成能打、能藏、能生活，防挖、防毒、防水的地道网络，我们才可能在日军长时间、大范围的扫荡中、和日本人进行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