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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四十六章 理由【求月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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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诸位尚书对变法‘变不变’没有疑惑，那么最后一个话题，则是变法‘怎么变’。”道衍平静开口道。
在场没有傻子，当然明白道衍这句话里“怎么变”的含义，绝不是对《变法八策疏》的内容进行调整，而是在问，从何处、何时、何事着手变法。
这无疑是一个颇为令人头痛的事情。
慑于朱棣的强硬态度，一开始以蹇义为代表的部分尚书们，不得不将问题引导到变法的关隘之处，也就是“能否扶持出新的阶层”上面。
以此，作为委婉表达不赞同观点的一面挡箭牌。
但随着道衍掏出了姜星火的那封《哲学通信：异化、新贵族与大明未来社会各阶层精神分析》，已经完满地对此做出了解释，为更化变法提供了打碎这面挡箭牌的关键武器。
但保守，或者说代表着士绅阶层利益的部分尚书们，依旧在竭尽全力地、用尽自己的所有庙堂智慧，来通过各种有可能的疑难问题，给更化变法的决策造成一些阻碍。
虽然他们都很清楚，在永乐帝的强势面前，这只不过是他们表达态度却又徒劳无功的努力罢了。
事实上，之所以道衍如此果断地出手。
就是认准了敌我力量对比，在此时对己方是最有优势的。
而道衍做出这个判断的原因，也很简单。
便是姜圣曾经说过的那句话。
“因为大明不可能永远重复开国和靖难，但却必须重复每三年一次的科举。”
眼下靖难之役刚刚结束几个月，正是潜在的更化派力量最为强大的阶段。
这里所谓潜在的更化派，其一，指的便是有意于通过更化在广袤的海外让子孙后代持续获得军功的勋贵阶层。
对于军功的渴望，不仅仅局限于靖难新贵。
靖难新贵们，肯定是不希望以后无仗可打的，因为还有那么多的侯伯等着当公爵呢，又有那么多的中高级军官等着封爵进入贵族阶层呢。
但除了靖难新贵，在靖难之役中一败涂地的以洪武开国勋贵为主体的南军将领，也同样渴望通过获取新的战功来重新崛起。
难道李景隆、徐辉祖、平安、盛庸等等南军将领，就甘心一辈子背着败军之将的名头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再打一次靖难不可能，如果真要征伐漠北，恐怕也轮不到他们捞功劳，而出海作战，便是他们另一片新天地了。
其二，则是广大的北方中小地主阶层出身的北地文官。
这里可能会有一处疑惑，那便是为什么是“中小地主”？根由便在于，北方，尤其是幽云地区，数百年间先后历经辽、金、元三朝，汉人地主阶层固然是异族借以统治该地区的主力，但地主阶层的延续性却非常差，因为汉人地主只要做大，就会被异族政权当做重点防范对象，予以打压。
除此之外，异族向来有跑马圈地的习惯，不论是契丹人还是女真人亦或是蒙古人，都在北方划分占据了大量的田地，轮不到给汉人地主留下多大的田地。
但与此对应的是，北方的中小地主，延续性却非常好.异族必须借由这些地方势力统治基层，而这些地方势力又偏偏无力对异族造成威胁，所以异族常常采取类似于“包税制”的宽松政策对待北方的中小地主。
而北地文官，与南方士绅阶层出身的文官，虽然在属性上都是地主，但不论是利益取向、价值认同、文化导向，都是截然不同的。
靖难时期，燕军赖以维系占领区统治的，恰恰是以北方中小地主阶层出身的北地文官为核心，组成的官僚系统。
而有着从龙之功的北地文官，理所当然地有与之匹配的庙堂诉求。
燕王没当皇帝的时候，我们进不去朝廷核心，朝廷就是“翰林多吉水，朝士半江西”。
燕王当了皇帝，总不能到了最后还是你们南方士绅阶层出身的文官，当尚书、侍郎吧？
那我们不是白跟着燕王造反了？
正是因为更化可以获得这两个阶层的支持，所以，道衍绝不打算继续拖延了，必须要在姜圣讲完最后一节课出狱以前，给未来更化大明的路，提前铺好。
“老臣以为，更化变法，绝不能一下子把摊子铺开。”
几位尚书简单交换了一下眼神后，“天官”蹇义率先说道。
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的朱棣，并没有穷追猛打，试图把更化变法之事直接敲定，而是把握了国策会议张弛有度的节奏，示意蹇义继续发表自己的看法。
毕竟，关于“变不变”的问题已经突破，眼下只是“怎么变”的问题，虽然也很重要，但绝没有刚才那般剑拔弩张的气氛了。
蹇义沉吟了刹那，捻须缓缓道：“大宋跟大明不是一回事，宋神宗也跟陛下完全无法相提并论，如果大明决意变法图强，那第一点，就是要慢下来，不能重蹈王安石变法的覆辙。”
“这里老臣便是要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明更化变法，最应汲取的，就是距离最近的王安石变法的教训王安石，太急了。”
闻言，不管对更化变法是内心支持还是庙堂投机，夏原吉、郑赐、李至刚三人，也纷纷颔首表示同意。
大明要搞更化变法，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就是绕不过去的坎！
因为这是距离大明时间最近，借鉴意义也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变法！
所以，谨慎地从王安石变法中找到隐藏的大坑，避免大明一脚踩进去，是大明做出变法决策最重要的一环。
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王安石只能依靠皇帝的信任来推行变法，而皇帝的信任又是有保质期的。
年轻的皇帝如果迟迟见不到变法的成效，再加上反对派对变法的不间断攻讦，很快就会立场动摇。
反对派不需要证明自己正确，因为上百年来都是如此。而王安石必须证明自己正确，而且要在短时间内就证明。
王安石正是知道这一点，所以所有的更化措施，都务求雷厉风行，需要立竿见影地看到成效。
什么最立竿见影？
当然是国库里的钱！
所以“变法”就成了压指标，官员为了完成指标，就让百姓强制向官府借青苗钱，还不上就卖儿鬻女，免役钱则成了另一份额外收的常赋。
而如果官员体恤百姓不肯这么做，面临的就是完不成王安石压下来的指标，丢官罢职滚蛋了事。
所以很多士大夫，譬如苏轼，在看到了变法在基层的走样后，也对王安石变法产生了抵触之情苏轼当然知道大宋该变法，可不该是这么变得。
“我大明当然要汲取王安石变法的这个教训。”朱棣拧眉道：“可王安石便不知道变法急功近利，最后也是失败吗？”
“知道。”
道衍不欲在王安石变法这个能扯上三天三夜的话题里继续计较，他要的是今天就在大明帝国的最高决策层，把推行更化变法这件事定下来。
因此，道衍只是简略答道。
“宋神宗曰：闻民间亦颇苦新法。”
“王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犹有怨咨者，岂足顾也！”
简简单单地两句话，却忽地让站在皇帝身后听着的朱高煦心底生寒。
朱高煦心头暗道：“怪不得俺这阵子偷偷补读史书，看到王安石死后几百年名声都不好，史书里都说北宋亡于王安石变法，其人明知民间因变法而产生疾苦，却置若罔闻，只为自己变法成功真可谓是上失信于君，中失助于臣，下失仁于民。”
朱高煦再想到同样有意于改变世界的姜先生，心头不由地叹道。
“俺听三弟说，父皇有意拜姜先生为国师，王安石虽然被宋神宗称为‘师臣’，可同样是师，与姜先生比起来，别的暂且不论，光是仁心为民这一处，就差的远了。”
朱棣不晓得身后自家的傻儿子经过姜星火的调教，已非吴下阿蒙。
朱棣只是抬头问蹇义道：“那依蹇卿看来，大明更化变法，要怎么慢下来？”
蹇义看着神情严峻的皇帝，当然明白，在皇帝的立场，是希望更化能马上取得实效的。
不说越快越好到什么一百天一百条诏书的程度，也得说，一年两载下来，就能看到大明国力的增强。
但事实上，以眼下大明的基层控制能力和通讯条件，一年两载，可能把所有政令传达到位、搭好施政组织架构、做好因地制宜都很困难。
而蹇义能直接这么告诉皇帝，更化变法要以十年、二十年为单位计算，才能扎扎实实地取得成效吗？
不能。
因为这种话一出口，不管是否是他估计的未来真实情况，皇帝都会认为，蹇义是在以另一种方法，反对更化变法的推行。
所以，蹇义沉默几息，只能说道：“老臣所说的慢下来，便是如在东郊大祀坛试验化肥成效一般，总该有一处或几处试验田，先培育出新的品种，看看是否水土不服，看看是否长势良好，再推而广之的。”
而蹇义没看到的是，听到他这句话一说出口，皇帝的眼眸中，便闪过了一丝得意。
(本章完)
“既然诸位尚书对变法‘变不变’没有疑惑，那么最后一个话题，则是变法‘怎么变’。”道衍平静开口道。
在场没有傻子，当然明白道衍这句话里“怎么变”的含义，绝不是对《变法八策疏》的内容进行调整，而是在问，从何处、何时、何事着手变法。
这无疑是一个颇为令人头痛的事情。
慑于朱棣的强硬态度，一开始以蹇义为代表的部分尚书们，不得不将问题引导到变法的关隘之处，也就是“能否扶持出新的阶层”上面。
以此，作为委婉表达不赞同观点的一面挡箭牌。
但随着道衍掏出了姜星火的那封《哲学通信：异化、新贵族与大明未来社会各阶层精神分析》，已经完满地对此做出了解释，为更化变法提供了打碎这面挡箭牌的关键武器。
但保守，或者说代表着士绅阶层利益的部分尚书们，依旧在竭尽全力地、用尽自己的所有庙堂智慧，来通过各种有可能的疑难问题，给更化变法的决策造成一些阻碍。
虽然他们都很清楚，在永乐帝的强势面前，这只不过是他们表达态度却又徒劳无功的努力罢了。
事实上，之所以道衍如此果断地出手。
就是认准了敌我力量对比，在此时对己方是最有优势的。
而道衍做出这个判断的原因，也很简单。
便是姜圣曾经说过的那句话。
“因为大明不可能永远重复开国和靖难，但却必须重复每三年一次的科举。”
眼下靖难之役刚刚结束几个月，正是潜在的更化派力量最为强大的阶段。
这里所谓潜在的更化派，其一，指的便是有意于通过更化在广袤的海外让子孙后代持续获得军功的勋贵阶层。
对于军功的渴望，不仅仅局限于靖难新贵。
靖难新贵们，肯定是不希望以后无仗可打的，因为还有那么多的侯伯等着当公爵呢，又有那么多的中高级军官等着封爵进入贵族阶层呢。
但除了靖难新贵，在靖难之役中一败涂地的以洪武开国勋贵为主体的南军将领，也同样渴望通过获取新的战功来重新崛起。
难道李景隆、徐辉祖、平安、盛庸等等南军将领，就甘心一辈子背着败军之将的名头吗？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再打一次靖难不可能，如果真要征伐漠北，恐怕也轮不到他们捞功劳，而出海作战，便是他们另一片新天地了。
其二，则是广大的北方中小地主阶层出身的北地文官。
这里可能会有一处疑惑，那便是为什么是“中小地主”？根由便在于，北方，尤其是幽云地区，数百年间先后历经辽、金、元三朝，汉人地主阶层固然是异族借以统治该地区的主力，但地主阶层的延续性却非常差，因为汉人地主只要做大，就会被异族政权当做重点防范对象，予以打压。
除此之外，异族向来有跑马圈地的习惯，不论是契丹人还是女真人亦或是蒙古人，都在北方划分占据了大量的田地，轮不到给汉人地主留下多大的田地。
但与此对应的是，北方的中小地主，延续性却非常好.异族必须借由这些地方势力统治基层，而这些地方势力又偏偏无力对异族造成威胁，所以异族常常采取类似于“包税制”的宽松政策对待北方的中小地主。
而北地文官，与南方士绅阶层出身的文官，虽然在属性上都是地主，但不论是利益取向、价值认同、文化导向，都是截然不同的。
靖难时期，燕军赖以维系占领区统治的，恰恰是以北方中小地主阶层出身的北地文官为核心，组成的官僚系统。
而有着从龙之功的北地文官，理所当然地有与之匹配的庙堂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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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王当了皇帝，总不能到了最后还是你们南方士绅阶层出身的文官，当尚书、侍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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蹇义沉吟了刹那，捻须缓缓道：“大宋跟大明不是一回事，宋神宗也跟陛下完全无法相提并论，如果大明决意变法图强，那第一点，就是要慢下来，不能重蹈王安石变法的覆辙。”
“这里老臣便是要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明更化变法，最应汲取的，就是距离最近的王安石变法的教训王安石，太急了。”
闻言，不管对更化变法是内心支持还是庙堂投机，夏原吉、郑赐、李至刚三人，也纷纷颔首表示同意。
大明要搞更化变法，北宋的王安石变法就是绕不过去的坎！
因为这是距离大明时间最近，借鉴意义也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变法！
所以，谨慎地从王安石变法中找到隐藏的大坑，避免大明一脚踩进去，是大明做出变法决策最重要的一环。
王安石变法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王安石只能依靠皇帝的信任来推行变法，而皇帝的信任又是有保质期的。
年轻的皇帝如果迟迟见不到变法的成效，再加上反对派对变法的不间断攻讦，很快就会立场动摇。
反对派不需要证明自己正确，因为上百年来都是如此。而王安石必须证明自己正确，而且要在短时间内就证明。
王安石正是知道这一点，所以所有的更化措施，都务求雷厉风行，需要立竿见影地看到成效。
什么最立竿见影？
当然是国库里的钱！
所以“变法”就成了压指标，官员为了完成指标，就让百姓强制向官府借青苗钱，还不上就卖儿鬻女，免役钱则成了另一份额外收的常赋。
而如果官员体恤百姓不肯这么做，面临的就是完不成王安石压下来的指标，丢官罢职滚蛋了事。
所以很多士大夫，譬如苏轼，在看到了变法在基层的走样后，也对王安石变法产生了抵触之情苏轼当然知道大宋该变法，可不该是这么变得。
“我大明当然要汲取王安石变法的这个教训。”朱棣拧眉道：“可王安石便不知道变法急功近利，最后也是失败吗？”
“知道。”
道衍不欲在王安石变法这个能扯上三天三夜的话题里继续计较，他要的是今天就在大明帝国的最高决策层，把推行更化变法这件事定下来。
因此，道衍只是简略答道。
“宋神宗曰：闻民间亦颇苦新法。”
“王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犹有怨咨者，岂足顾也！”
简简单单地两句话，却忽地让站在皇帝身后听着的朱高煦心底生寒。
朱高煦心头暗道：“怪不得俺这阵子偷偷补读史书，看到王安石死后几百年名声都不好，史书里都说北宋亡于王安石变法，其人明知民间因变法而产生疾苦，却置若罔闻，只为自己变法成功真可谓是上失信于君，中失助于臣，下失仁于民。”
朱高煦再想到同样有意于改变世界的姜先生，心头不由地叹道。
“俺听三弟说，父皇有意拜姜先生为国师，王安石虽然被宋神宗称为‘师臣’，可同样是师，与姜先生比起来，别的暂且不论，光是仁心为民这一处，就差的远了。”
朱棣不晓得身后自家的傻儿子经过姜星火的调教，已非吴下阿蒙。
朱棣只是抬头问蹇义道：“那依蹇卿看来，大明更化变法，要怎么慢下来？”
蹇义看着神情严峻的皇帝，当然明白，在皇帝的立场，是希望更化能马上取得实效的。
不说越快越好到什么一百天一百条诏书的程度，也得说，一年两载下来，就能看到大明国力的增强。
但事实上，以眼下大明的基层控制能力和通讯条件，一年两载，可能把所有政令传达到位、搭好施政组织架构、做好因地制宜都很困难。
而蹇义能直接这么告诉皇帝，更化变法要以十年、二十年为单位计算，才能扎扎实实地取得成效吗？
不能。
因为这种话一出口，不管是否是他估计的未来真实情况，皇帝都会认为，蹇义是在以另一种方法，反对更化变法的推行。
所以，蹇义沉默几息，只能说道：“老臣所说的慢下来，便是如在东郊大祀坛试验化肥成效一般，总该有一处或几处试验田，先培育出新的品种，看看是否水土不服，看看是否长势良好，再推而广之的。”
而蹇义没看到的是，听到他这句话一说出口，皇帝的眼眸中，便闪过了一丝得意。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