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7章 文武之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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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平这一生，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对一件事如此郑重，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在前世，徐平常听人说宋朝是重文轻武的时代。能背几首诗词，好拽两句文的人对这样一个时代心向往之，而对这个朝代对外的窝囊痛心疾首的人，则恨之入骨。
这个时代是不是重文轻武？是的，而且其严重程度远非徐平前世所能想象。但是程度超出徐平意料，内涵却与前世的理解大相径廷。重文轻武，并不是文官歧视武将。
要理解重文轻武是什么，必须就要知道这个说法起自何方，为什么出现。这个说法非起自汉族王朝，要追其源流，就要从一个谥号里有一个“文”字的少数民族帝王说起。
拓跋宏，后改姓为元宏，北魏高祖，谥号孝文帝。这个人在徐平前世的历史课本上大书特书，他是民族大交流、大融合的代表人物。在其主政时期，鲜卑北魏迁都洛阳，开始了被史书称耀的“孝文帝改革”。改革内容史书已有详述，简要来说，就是政治制度学习汉族王朝，鲜卑改汉姓，易汉服，习汉礼，移风易俗。两个字概括，就是“汉化”。
交流与融合从来不是单向的，也不可能单向。有汉化，就有胡化，就有反汉化，就有反胡化。自孝文帝后，入主中原的胡人反汉化，和中原汉人的反胡化，与一部分胡人的汉化和一部分汉人的胡化同时进行。后来的隋唐两宋，均是这一进程的产物。
孝文帝改革是入主中原的鲜卑人主动汉化的高潮，在他之后，立即进入了另一个反汉化的进程。标志性事件，就是六镇之乱，徐平前世又称六镇起义。
因为迁都洛阳，六镇军民曾经作为整个王朝人上人的地位消失，心怀怨恨，遂起兵反叛。他们是保留了鲜卑旧俗的人群，认为南迁洛阳的鲜卑上层，兴汉人文治，而忘掉了鲜卑尚武的旧传统，重文轻武。重视汉人文治，重用汉人，重用汉化的鲜卑人，而忽视他们这些鲜卑旧人。只有汉化了的鲜卑人才能当大官，而他们这些保留尚武旧俗不识字的鲜卑旧人被朝廷冷乱，国不是国。这场动乱最终使北魏灭亡，此后中原走马灯一样改朝换代。
文武轻重之争就是起自此时，文指的是汉人文治，武指的是鲜卑尚武的旧俗。汉化的就是文，反汉化的就是武，以价值取向区分，倒是不分汉人胡人。与此对应，文武谁轻谁重伴随的，是汉化与反汉化。随着民族的交流融合，民族身份不再重要，代之的是文化取向。文包括了汉族的知识分子和异族主动汉化的知识分子人群，他们自认为是汉人，武则包括了本来的异族和胡化的汉人，他们自认为是胡人。
在这场汉化与反汉化的冲撞中，双方在中原大地你方唱罢我登场，伴随着无数的血腥杀戮。如尔朱荣平定六镇之乱，入洛阳后尽杀汉化的鲜卑上层。
汉人上台，就排挤宗室，兴文教。胡人上台，鲜卑轻华人，武职疾文士。经过了数百年的血腥斗争，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结果，就是隋唐。
此后安史乱起，经过二百年乱世，一个由汉化胡人和胡化汉人组成的军事集团最终崛起。最后由宋代周，赵匡胤依靠这支军事力量一统天下。这支力量的传承，就是禁军。
历史总是不按人们的意愿来，由于唐朝大量向内地迁入胡族，与以前数百年胡汉争斗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了一个由汉化胡人和胡化汉人的群体。而本来应该融合完毕的胡汉之分，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走到了另一条路上。
重文轻武在这个年代特别严重，就是因为禁军的力量已经被限制，就像一匹狼被关进了笼子里。从宋太宗之后崇文抑武，上来的新生力量，代表就是文官集团。这个时代的文武之争，依然是数百年前的胡汉矛盾的延续。文官集团对这一点有清晰认知，同样是统兵的武将，岳飞便争取到了文臣集团的认可与支持。双方矛盾的最高潮由王安石变法表现了出来。除了纷纷乱乱的各种改革措施，变法军事上最重要的，就是借着对外河湟开边的军功，着手收拾禁军集团。封桩阙额，行保甲，意欲把这一集团彻底连根拔起。
历史是一个小姑娘，你左看也美，右看也美，任你打扮。这个意思，是说历史本来是由许多事件交织在一起的，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你可以取出一个方面来讲。同样的一件事情，当跟不同的事情联缀起来，表达出来的意思可能就截然相反。当然，历史的背后必然有一个逻辑，不过大多数人对于寻求这个逻辑没有兴趣，历史也只是谈资。但对于现在的徐平来说，历史不是简单的谈资，他需要找出这个逻辑来，这关乎他身家性命。
历史自有其轨迹，想着我一个念头就可以逆天灭地，这想法不应该在历史进程中。徐平辛辛苦苦，一步步步履惟艰，战战兢兢地做事，最后还是走在了历史的轨道上。他对军队的改革，本质上是在走着岳飞的路，只是具体手段，外在表现不同而已。他对朝政的改革，实际上在走王安石的路，虽然具体施政差别巨大，要做的事情最终殊途同归。
这件事情有多难？徐平只要想一想自己前世理解的重文轻武，和这个年代的重文轻武有多大差别，就不寒而栗。自己要解决的事情，可是在一千年后还能被改得面目全非，完全引向了另一个方向。这要面对的阻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重文轻武被重新提出来，作为王朝灭亡的最大罪证，是在清朝。清朝与鲜卑北魏有诸多类同的地方，六镇之乱导致北魏灭亡让他们引以为戒。提出重文轻武的危害，一在于告诫旗人和汉人入旗者，不可汉化，不然六镇之乱就是前车之鉴。二在于警告汉人，你们从祖上就是只有文治，没有武力，好好接受统治，不要造反。
不是清朝的统治上层逼着别人做，汉族本身的知识分子也自觉地，在这一套话语体系中添砖加瓦。如赵翼《二十四史札记》中说孝文帝：“盖帝优于文学，恶本俗之陋，欲以华风变之。……盖欲兴文治以比于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渐弛也。”
重文轻武的话语体系，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反汉化。这不是胡化，胡化与反胡化的矛盾已经消失，军事体系中从根本的立军之本理论上的矛盾就是汉化和反汉化。
用重文轻武导致武事废弛这套话语体系来论述古代王朝，是不能追到异族入中原前的汉朝和汉朝之前去的，因为这本是胡人军事文化的特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乎焉，本来就是草原上千年来不断上演的场景。只是这种军事文化来到中原，最终与中原强大的文化与经济结合起来，立国几十年军力溃烂之后，还能够用中原物力强行续命。
这其中的关键，是自北魏起，中原王朝传统上所依赖的，汉族的军事文化与制度已经断代。数百年被胡人的军事力量死死压住，汉人自己也失去了军事上的信心，被动主动地接纳了鲜卑带来的军事文化。从那个时候再论兵事，可以看出来跟两汉的明显不同。
最终汉人的文与胡族的武，在双方的互相作用，交流与碰撞中，一起揉合出来一个怪胎。汉朝兵民一体的传统从此断代，军队与社会隔绝，成为了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世代相传，不事生产，靠着兵饷过活。各方接受，是说军外的人为这个群体提供资源，这个群体持刀枪保护军外的人，一如当年高欢说出来的理论。大宋敛天下之财以养军，便是基于这样一个基础。当然事实是他们没有起到保护的责任，索求的资源还越来越多。不能对来敌战而胜之，还索求无厌让国家供养不起，双方的矛盾自然而然产生。
只有改朝换代的时候，这个群体才有可能被打散，不然牢不可破。原因很简单，这是跟秦始皇收天下之兵一样的路数，不过高明得多。不是收兵器，而是造出这么一个完全寄生性质的人群。他们只能依赖于政权，政权一散，这些人就衣食无着。而且他们是旧政权的帮凶，除非新的王朝要再造这么一个集团，接纳他们，不然他们就只有一死，这是他们所谓忠诚的根本。而天下武力全都收到他们手中，战力再差，也能够压制住境内造反的人。
这样一个外来文化寄生性质的军事集团，天然带着草原上基因。当有利可图，胜利唾手可得的时候，他们耀武扬威。而一当外敌强大，就畏敌如虎，与敌合作是第一选择。他们本是寄生在自己国家上的，与社会与人民割裂，没有保家卫国的自觉。
这样一个军事集团，初兴时，可能战力强大，一安定下来，便迅速堕落。能打仗是为了多抢钱，而安定下来之后，只要提笼遛鸟，就能拿着刀从寄生的母体予取予求，又何必委屈自己呢。对外作战一有不利便投降动摇，对内镇压则穷凶极恶，是他们骨子里的基因。
这样一种文化，这样一个拿着刀的集团，看起来应该是国之大害，人人喊打才是，其实不然。关键在于，这样一个集团，里面的人不事生产，不劳而获，就可以过上中等以上生活，而且是世袭的。从这个集团形成起，就有许多人想过这样一种生活。表现为军事集团只是那时候军力是天下根本，当军力无此力量，也有人想换一种名目继续再造一个别的什么集团出来。只要把这个军事集团的历史洗清，把理论做实，新的集团也就有了基础。
这个集团也以表现为文人团体，可以表现为宦官团体，也可以表现为商人，甚至银行家，各种各样的名目。只要能够世袭，不劳而获，轻易获得社会资源，就有人向往。南宋灭亡，这个军事集团破产。数百年后，还能够再次以八旗制度还魂，可以想见其生命力。
这样一个集团的文化，天然带有反汉化的性质。他们可以是汉人，却会反对汉文化进入军中。和平时期，军事力量地位下降，他们会选择卑伏。对朝廷小心谨慎，而对属下则加倍刻薄。对朝廷谨慎以免祸，对属下刻薄以敛财。一旦战起，则以战事胁国家，只顾私利而不顾大义。胜了就耀武扬威，索求无度，败了就垂头丧气，怂恿投降。国家一乱，朝廷权威一失，要么割地自立，要么转身投敌。对国家，对人民，没有任何感情。
以重文轻武追述古代兴亡，如果是汉人王朝，必把天下丧失的责任推在文官集团的头上。如果是胡人王朝，则就成了因为汉化而灭国，没有保住自己尚武的文化。汉人王朝是重用文官亡的，胡人王朝是汉化亡的，一个话语体系，取向显而易见。这样做不需要从史料上费多少功夫，因为武人集团带有胡族文化基因，汉人王朝必然轻视。这是必然，也是史实。而至于在真正的历史上，这些人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已经不重要。如果有哪些人跟上面的论断不相符，那就是特例，特例并不影响总体判断。只要你信了，他就真了。
这套话语体系生命力之强大，让人心生畏惧。在徐平前世，介绍少数民族的时候，如果是汉化程度深的，必然带上由此带来的天生柔弱。如果汉化程度浅的，必加一句这是一个尚武善战的民族。历史上是什么样子不重要，只要顽强地不被汉化就足够了。
要理解这个年代重文轻武的性质，徐平前世有参照物。
太祖时曾掌禁军大权的大将党进是胡人——这不奇怪，禁军集团本就是由汉化胡人和胡化汉人组成，再强调一遍，要注意这一个人群天然的动摇和投降倾向——本不识字。北宋立国之后，太祖提倡文治，有欲要武人尽读书之意。党进查看风向，也想学着说两句有文气的话，表示自己也读书。他在太祖面前留下鲁朴的形象，其实又惯会巴结尚未登基的宋太宗，本就是一个很会投上所好的人。一次上朝，他让人帮着把自己要说的呈辞写在笏板上，事前背熟。结果面见太祖的时候，却又一时忘了，憋了半天说不出来，只好道：“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完全词不达意，让宋太祖一头雾水。此事在朝中传为笑谈，他解释道：“我见那些穷措大受掉书袋，我也掉两句，让陛下知道我也读书了。”
这件事被徐平前世的人拿来作为宋朝崇文抑武，逼着武将出丑的例子。其实党进是不是真地背熟忘了，很不好说，他是个伪为鲁朴而实际善钻营的人。背过忘了，比真地在太祖面前说出来更符合他的人设。让太祖知道自己想掉文人书袋，表示自己赞同提倡文治的风气。而没有做到，说明自己的质朴，从两个方面投太祖所好。
在徐平前世，恰好有事情与此相映成趣。
那个时候的很多大人物，甚至有些高级官员，爱在记者公众面前讲英语。其实他们面对的是本国记者，本国观众，说的是本国事情，却非要在话里掺进英语去。这个习惯其实与党进见太祖时的表现没有不同，只是面对局势，低下自己的头颅，向占据优势的集团文化行礼。党进低头的是汉人文官集团，讲英语的人们则在向洋文化致敬。而对于某些身份的人来说，如果如同党进一样想说而说错，则更加精妙，同时讨好两个群体的人。
明白了徐平前世的崇洋媚外，和由此引起的排外情绪，便就明白了宋朝的重文轻武。
五代初期是胡族势力占上风，便就重武轻文。而随着时间发展，胡族在汉化，便就慢慢向重文轻武转变。到了大宋立国，这一切就已经都水到渠成。文武之争，是汉化和反汉化之争。汉化成为了主流，则重文轻武就是主流。
如果没有自己的切身经历，身处其境理解，徐平是不会想到重文轻武是这个意义。那个年代重文轻武这套论述历史的体系，已经又换了另一副样子。本来这是异族反汉化而使用的词，在经过移花接木，改头换面之后，完全成了另一个样子。文和武，被替换了文官集团和武将集团，而后发挥。重文轻武本就是汉人王朝的事实，史实俱在，连史料都不需要东找西找，只要把结论换掉就可以了。
会给徐平造成这样的困惑，自然是历史这个小姑娘，怎么打扮都看着顺眼。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宋和之前的朝代，汉族势弱，异族入主中原的时候，拥抱异族文明，主动胡化的汉族人群，表现出来的身份是武将。而在徐平前世，国门大开，最先被外面的花花世界耀花了眼，崇洋媚外的人，表现出来的身份恰恰是武将的对立面。
内在身份的重合，而表现出来的外表又恰好对立，相距千年的人群产生了共鸣。重文轻武这个话语体系，被重新打扮一番，来抬升前面两千年他们同路人的地位。曾经是异族用来防汉化的这个词，打扮成了汉族文化基因里的软弱，从根子上证明汉族文化劣等。
而由此引申出来的，便是汉人不要再犯重文轻武的犯误，积极拥抱新文明，迎接新时代。那个打扮成军事集团的寄生群体已经烟消云散，但放下刀枪，拿起毛锥子，他们的同路人又在用另一种方式，幻想着再建立一个披上别的什么衣服的世袭集团。
徐平自问，前世自己这种小人物自不足论，就是那些大人物，又有多少人敢信心满满地做自己现在要做的事？而禁军集团，比前世那些不成气候的人不知道顽固多少。
徐平并不能一一预知自己将面对的困难，但他能够体会到，在前世做这类事情，将会有多少艰难险阻，滔天巨浪。一个不小心就粉身碎骨，甚至还要从历史里抹掉名字。
丈人林文思给自己取字云行，寓意“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取的时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徐平却真地要背起这个“天下平也”的责任。他不敢奢望为万世开太平，但最少在面对外敌的时候，不能再如历史上一般，让这个寄生的军事集团御外敌疯狂敛财，上阵全不用命。当无法支撑便摇身一变，为敌前驱，在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原大地上烧杀千里。
永嘉之乱，中原陆沉，这片大地已失汉人武德。徐平要做的，是在中原大地上，再把汉人的武德立起来。如果天有文武二德，这就是再造天地之举。难与不难，其间自知。
汉人的军制其实也简单，无关募兵征兵，无关常备征戍，而是在文化底层、心理上面与这片土地合为一体。兵就是民，需要他们穿上戎装就穿上戎装，需要脱下来的时候就脱下来。穿上戎装是兵，脱下戎装是民。以后当不再有武人，不该有人跳着脚说“吾辈战争夺富贵，马上觅封侯”，只有面临外侮，上阵浴血杀敌的子弟兵。
兵民本一体，只是手中拿着的东西不同。外敌来侵，自当奋起抵抗，不问待遇，不问自己的前程，因为这本是自己的责任。
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己矣。拿起刀枪为国而战，是民的忠。对有功者封爵厚赏，是国的恕。民失忠，则加以刑戮，国失恕，则群起而攻。
这种军事文化之下，表现出来的核心，便是不许兵将世袭，军中不能全赖阶级法。
出现历代从军的将门很正常，只要这是在正常的军制之下。但是，军中不能兵将全来自于同一个集团，世代相袭。
便如这个年代，文人投笔从戎是没有机会的，没有上面的人赏识你，老死也只能是一个小兵。以军功升迁，首先你得有计军功的资格。阵前杀敌朝廷计功，如果只是士卒，那么赏钱是给你的，军功升迁则是统兵官的。而在军中，小卒基本没有机会成为统兵官，能够改变身份的，最好是升为班直。不管是历史上的狄青，还是天都山下战死的任福，他们能从小卒成为大将，都是从班直外放兵职。
班直不能类比于后世军校，因为军校是向全民开放，为军队服务，而班直不是。把军校变成班直的形式，向社会封闭起来，就会形成军队脱离国家和社会的倾向。而在脱离于国家和社会之后，军队就有了与统治者个人结合的需求，不管这个人称皇帝，还是换一个名字。只有与最高统治者结合，才方便他们把社会资源自己转移。这种结合不是对统治者的忠诚，忠诚只是外在表象，一旦向他们转移社会资源的能力不足，他们就会换个主子。
统治者喜欢这么一个集团，就是因为表象的忠诚。只要你还有钱给他们，他们就是你最忠心的奴仆，欢天喜地执行对内镇压一切反对力量的使命。外战输了不重要，只要你付的价钱还是能比别人高，地位依然固若金汤。只是天下之财有限，而人的贪欲无限，终有一天统治者会给不起价钱，他们中的很多人会摇身一变，去找那个给得起钱的人。
这样一个群体，战斗力会飞速下降，天下之财会被很快消耗。这中间的平衡能力，加上各种因素，便就成了一个朝代存续时间长短很重要的因素。混一宇内，外无强敌，付出的成本便会小一些。强敌环伺，则很快天下就无法承担。敛财能力强的政权，支撑的时间长一些，而敛财能力弱的政权，则就迅速灭亡。
大宋敛天下之财以养兵，连皇族都要忍耐让步，更何况其他群体。支撑这样一支军事力量的能力，自然也就强那么一点点。只不过这支军事力量是为了镇压内部而生，面对外敌天生就没有战斗力，稳住了内部，最终还是要被外敌灭掉。
军队是一个特殊群体，必讲阶级。但如果所有事物、管理手段只剩一个阶级法，军队也就成了私军，成了统兵官的个人物品。军队对国家的忠诚，就被替换成了统兵官对国家的忠诚。而在以利益收买来换取军队支持的逻辑下，收买统兵官比收买军队便宜一点。
为谁而战？喊口号是没有用的，制度上保证才可以。在世兵世将，统兵官绝对掌控一支军队的时候，什么样的口号都没有用。军法执掌者为什么要独立于统兵官之外？就是要监督制度的执行。徐平设军法司，本就是沿自汉朝的军法正。
一切行动听指挥，和服从是军人的天职不是一个意思。前者说的是军人的责任，后者说的是军人是统兵官的奴隶。指挥不来自统兵官个人，而来自于他这个身份，来自国家赋予他的权力。个人和职务要分清，制度首先要确保这一点。
天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是国家大事，军队是国之重器，岂容几个野心家当成自己搏封侯夺富贵的工具。兵哪怕当一辈子，也只是穿着戎装的民，而不是脱离于社会，与国家和民族无关的一群世袭之人。兵民一体，只有在这个逻辑之下，战功封侯才荣耀。
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中原陆沉，巨大的军事打击之下汉人的军事传统丧失。如果说天下有文武二德，则自那个时候起，汉人已失天下武德。
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不可能是简单的汉化，单向何谈交流？在这个过程中间，有胡人的汉化，同样也有汉人的胡化，同时还伴随着反对的思潮和行动。这种军事传统和政治结构的形成，便就是在各族势力、文化、利益等方方面面的交流与碰撞中完成的。
说这种军事传统带着胡风，不是说他就是鲜卑人带着来中原的，而是在入主中原之后发展出来的。这里面有胡人风俗，自然也有汉人贡献，特别是北地世家大族和汉族文人。
小时候看电影，坐下之后问大人的第一句话，就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小孩子需要用这种思维来认识世界。但面对滚滚历史洪流，还要用这种思维，硬要从里面找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来，就只能是自欺了。
如果把汉人和主动汉化的胡人统一称为汉人，把胡人和主动胡化的汉人称为胡人，那么在这个交流、融合、碰撞的过程中，胡人提供了军事实践，汉人文人建立了理论基础。
当然这是指一个大概，军事理论也有胡人功劳，汉人同样参与了实践。
理论是依据于实践而生，从属于实践，从而指导实践。认为天生就有一个真理，你只要能够找出来，便就天下太平了，中国人没有这种文化传统。天道有常，而世事无常。天道虽有常，却无法捉摸，只有无常的世事，才能够提供你去理解天道的途径。
首先是新的军事实践代替了以前传统的军事实践，才产生了新的理论体系。
在徐平前世，有很多有文化的人，一谈军事，必是开口亚历山大，闭口拿破仑。如果你问他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他会一脸不屑地弊夷：“垃圾，有什么好讨论的？”
打败了，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是败了，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结果。勇敢者努力地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上路。而懦弱者，则从此就站不起来，趴在胜者的脚下。
当年中原陆沉后，也同样有大量的汉族文人像后来谈论亚历山大、拿破仑一样，谈论着杀进中原的胡人将领。不知道因何而败，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如何去取胜。然而终究还是要一条出路，那只好从敌人那里去学习了。
坚守着自己的文化印记，带着自己文化里的基因，再去学习，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才是真正的学习。如果把模仿当作学习，看见敌人这样做了，所以打败我了，我只要也这样做就可以了。这不是学习，这只是动物的应激反应，最多带了一点人类模仿的智慧。
历史的进程总是由一对又一对的矛盾构成，哪个方面，哪种矛盾是主要的，是认识历史首先要搞楚清的。天下大事不是只有战争，但是在战争里，不管是理论和实践，汉化和胡风却是一对主要矛盾。这里的胡风不是说禁军集团依然是胡人，他们是汉人，进入中原的胡族汉化已经完成。或者换一种说法更贴切，因为还带有胡风，继续汉化还是反对汉化是此时军事理论和实践中的主要矛盾。
历史大势当中，不要用小孩子的思维非要找出好人坏人来，而是认识实践，抓住主要矛盾。徐平是认为禁军集团这个整体是阻挡他更进一步的敌人，但禁军里的每个个体，每一个人，不管是将校还是士卒，徐平并无成见。
任福忠勇奋战而死，徐平给以最高殊荣，致以最大的敬意，并不会因为他是禁军看低了他。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禁军整体是敌人，但禁军中的某些将领有可能是盟友。即使不是盟友，他尽了自己的职责，做出了自己的牺牲，依然可敬。
韩长鸾是北齐后主高纬的权臣，是个胡化的汉人，他和他的同伴最喜欢说的话，是：“狗汉大不可耐，惟需杀却！”
这支禁军的源头，就是这样的群体，只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变着颜色。在历史的进程中，他们的作风、习惯、风俗不断在变，但反汉化的本质没有变。
徐平抬起头，看着不远处的青山，两山之间一条谷道，直通大漠草原。他将从这里向北杀去，元昊已不足论，下一次将迎契丹大军于两汉故边塞。
徐平知道自己今后的日子将艰难无比，哪怕知道皇帝赵祯和文官集团会站在自己这一边，依然是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粉身碎骨。但他依然选择挑起这副担子，不能退缩。怎么能够退缩呢？再难也要扛着走下去。
没有办法，自己是一只汉狗啊，将要面对的人觉得大不可耐，总不能引颈就戮。自己一死不足惜，总还要顾念妻儿，顾念那些对自己寄予厚望的人们。陇右军一路打过来，路边总有百姓焚香以迎，徐平要报答那些香火啊。
要想彻底地改变禁军，就要先打败他们在北方的精神寄托。灭一党项，堂堂列阵于阴山之下，迎战契丹大军。败了，徐平以死谢天下，自己才不足，该死！就如任福所说，我为朝廷大将，不能带兵灭贼，已是死罪，其余何足道。胜了，对于徐平来说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所有的一切就都可以从容去做。对于契丹，败了，则一切就已经结束。
回过身来，徐平取出自己都护府的符令，朗声道：“甘昭吉，出列听令！”
甘昭吉两腿发软，强自奋起，跨出班列，叉手唱诺：“末将甘昭吉，谨听都护令！”
徐平把符令交予他的手中，厉声道：“自镇戎军至庆州，五百里，我给你三日限，快马到那里。晚一天，杖二十，晚两天，杖五十，晚三天，杖一百！逾期三日不到，则你派身边亲随提你人头，回都护府缴还军令！”
甘昭吉咚地跪在地上，叩首道：“末将何胆，敢违都护军令！”
徐平看着他，沉声道：“敢与不敢，皆不须言！我已宽限你时日，违限，死罪！你持我军令，捧都护府天子剑，飞马赴庆州。令许怀德，自你到日，五日内点齐兵马。何军该发何军不该发，自有名录付于你带去。自第六日起，许怀德当统点集起来的兵马，沿马岭水北上，取环州，趋韦州。我这里大军即日北上，我到韦州日，许怀德当至。不到，死罪！”
甘昭吉叩头道：“谨遵都护军令！若违令，死罪而已！”
徐平微微点了点头道：“此去庆州，汝监许怀德军，有进无退！一人退，杀一人，全军退，杀全军！你做不到，我杀你！”
甘昭吉拼命在地上叩头，高声应诺。他当然听得出来，此时的徐平已经杀气腾腾，说杀人就是真要杀人，不是吓唬你。徐都护为人和蔼，但只有一点让人害怕，认真起来吓人。
徐平又道：“自许怀德大军拔营起程，当日行三十里。不足三十里，你面责。两日行不足六十里，杖三十。三日行不足九十里，杖一百。连违三日限，斩！你捧天子剑，代吾为天子使，监其行军进止。杖刑你亲验，死罪你持剑斩其头！——做不到，我砍你的头！”
甘昭吉只是拼命叩首，连连应诺。徐平用这个态度来说话，别说是要砍他的头，就是要把周边各国王的脑袋全砍下来，甘昭吉也是深信不疑。徐平从来没有如此严肃过，但他与这次有稍微相似的几次，一灭番落禹藏部，二败元昊卓罗城，三在天都山下亡党项精锐。
徐平从来没有吓唬过自己属下将士，也没有吓唬过甘昭这些特殊身份的武官。他这样正式说话的时候，真不是吓唬你，说杀人那就是一定要杀人的。
此次北上，徐平不但要灭掉元昊，还要把自己管下的所有军事力量统合起来。许怀德统下的数万禁军精锐，是徐平要处理的。如何处理，只看此次攻韦州的战事如何。
人哪，感觉最幸福的时候是浑浑噩噩，诸事不管，只求一个吃得开心，做事顺心。但当有一天你跨过了这一步，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要去挑起一副千斤重担，偶尔还会怀念起以前的幸福时光，但让你把这副担子卸下来，却是怎么也不肯的。
人这一生，除了追求好的生活，除了追求满足私欲，还有一种东西叫责任。
来到这个世界，徐平想的是一世富贵，甚至连子女的未来，他都觉得要自己争取。门阀没了，世家已经消散，何必要去为这一个并没有什么光彩的传统还魂？徐平会给自己的儿女以最好的教育，最好的环境，但他们的未来，需要自己去挣出来。想要躺着世世代代富贵，徐平大儿刮子扇出门去。我给了你们这么好的条件，想要的，自己挣去。
这样想，徐平越发觉得世兵世将的军事世袭体制碍眼。此次北上，觉得得会帮自己的人真帮了自己，战事一切顺利自然好说。但如果不幸，盟友并不是盟友，大军北上战事不如自己的预期，后果就能预料。但徐平不会后悔。哪怕因为这一个决定，粉身碎骨，他也在所不惜。前方是刀山火海，万丈悬崖，他还是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嗯，用前方的党项和契丹人的话说，自己就是一只汉狗。你如何看我，与我何干？我既如此，就当背起这样的责任。我有这个机会，我能冲上去，那我就冲上去了，一切就让鲜血来证明吧。我血流尽了，甚至后世考证出来，我徐平不是为了自己的责任，而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裹胁将士们去打无谓的战争，又如何？还是任福的那句话，今日我为统军大将，率二十万将士，决战于大漠荒原，败了，我本就该死！
该死的人那便就去死了。如果苍天有幸，祖宗有灵，不让那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我自要还这世界一个朗朗乾坤。文成武德，善莫大焉。
大丈夫，取富贵如举手之劳，殚精竭虑蝇营狗苟为五斗米岂不羞耻！今居高位，手握重兵，自然需为天下谋，为众生想。性命，也不过尔尔，有何所惜！
贺兰踏破荡阴山，十万天军渡萧关。富贵封侯何足论，纵军驱马勒燕然。
徐平这一生，从来没有现在这样对一件事如此郑重，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在前世，徐平常听人说宋朝是重文轻武的时代。能背几首诗词，好拽两句文的人对这样一个时代心向往之，而对这个朝代对外的窝囊痛心疾首的人，则恨之入骨。
这个时代是不是重文轻武？是的，而且其严重程度远非徐平前世所能想象。但是程度超出徐平意料，内涵却与前世的理解大相径廷。重文轻武，并不是文官歧视武将。
要理解重文轻武是什么，必须就要知道这个说法起自何方，为什么出现。这个说法非起自汉族王朝，要追其源流，就要从一个谥号里有一个“文”字的少数民族帝王说起。
拓跋宏，后改姓为元宏，北魏高祖，谥号孝文帝。这个人在徐平前世的历史课本上大书特书，他是民族大交流、大融合的代表人物。在其主政时期，鲜卑北魏迁都洛阳，开始了被史书称耀的“孝文帝改革”。改革内容史书已有详述，简要来说，就是政治制度学习汉族王朝，鲜卑改汉姓，易汉服，习汉礼，移风易俗。两个字概括，就是“汉化”。
交流与融合从来不是单向的，也不可能单向。有汉化，就有胡化，就有反汉化，就有反胡化。自孝文帝后，入主中原的胡人反汉化，和中原汉人的反胡化，与一部分胡人的汉化和一部分汉人的胡化同时进行。后来的隋唐两宋，均是这一进程的产物。
孝文帝改革是入主中原的鲜卑人主动汉化的高潮，在他之后，立即进入了另一个反汉化的进程。标志性事件，就是六镇之乱，徐平前世又称六镇起义。
因为迁都洛阳，六镇军民曾经作为整个王朝人上人的地位消失，心怀怨恨，遂起兵反叛。他们是保留了鲜卑旧俗的人群，认为南迁洛阳的鲜卑上层，兴汉人文治，而忘掉了鲜卑尚武的旧传统，重文轻武。重视汉人文治，重用汉人，重用汉化的鲜卑人，而忽视他们这些鲜卑旧人。只有汉化了的鲜卑人才能当大官，而他们这些保留尚武旧俗不识字的鲜卑旧人被朝廷冷乱，国不是国。这场动乱最终使北魏灭亡，此后中原走马灯一样改朝换代。
文武轻重之争就是起自此时，文指的是汉人文治，武指的是鲜卑尚武的旧俗。汉化的就是文，反汉化的就是武，以价值取向区分，倒是不分汉人胡人。与此对应，文武谁轻谁重伴随的，是汉化与反汉化。随着民族的交流融合，民族身份不再重要，代之的是文化取向。文包括了汉族的知识分子和异族主动汉化的知识分子人群，他们自认为是汉人，武则包括了本来的异族和胡化的汉人，他们自认为是胡人。
在这场汉化与反汉化的冲撞中，双方在中原大地你方唱罢我登场，伴随着无数的血腥杀戮。如尔朱荣平定六镇之乱，入洛阳后尽杀汉化的鲜卑上层。
汉人上台，就排挤宗室，兴文教。胡人上台，鲜卑轻华人，武职疾文士。经过了数百年的血腥斗争，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双方可以接受的结果，就是隋唐。
此后安史乱起，经过二百年乱世，一个由汉化胡人和胡化汉人组成的军事集团最终崛起。最后由宋代周，赵匡胤依靠这支军事力量一统天下。这支力量的传承，就是禁军。
历史总是不按人们的意愿来，由于唐朝大量向内地迁入胡族，与以前数百年胡汉争斗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了一个由汉化胡人和胡化汉人的群体。而本来应该融合完毕的胡汉之分，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走到了另一条路上。
重文轻武在这个年代特别严重，就是因为禁军的力量已经被限制，就像一匹狼被关进了笼子里。从宋太宗之后崇文抑武，上来的新生力量，代表就是文官集团。这个时代的文武之争，依然是数百年前的胡汉矛盾的延续。文官集团对这一点有清晰认知，同样是统兵的武将，岳飞便争取到了文臣集团的认可与支持。双方矛盾的最高潮由王安石变法表现了出来。除了纷纷乱乱的各种改革措施，变法军事上最重要的，就是借着对外河湟开边的军功，着手收拾禁军集团。封桩阙额，行保甲，意欲把这一集团彻底连根拔起。
历史是一个小姑娘，你左看也美，右看也美，任你打扮。这个意思，是说历史本来是由许多事件交织在一起的，为了说明一个问题，你可以取出一个方面来讲。同样的一件事情，当跟不同的事情联缀起来，表达出来的意思可能就截然相反。当然，历史的背后必然有一个逻辑，不过大多数人对于寻求这个逻辑没有兴趣，历史也只是谈资。但对于现在的徐平来说，历史不是简单的谈资，他需要找出这个逻辑来，这关乎他身家性命。
历史自有其轨迹，想着我一个念头就可以逆天灭地，这想法不应该在历史进程中。徐平辛辛苦苦，一步步步履惟艰，战战兢兢地做事，最后还是走在了历史的轨道上。他对军队的改革，本质上是在走着岳飞的路，只是具体手段，外在表现不同而已。他对朝政的改革，实际上在走王安石的路，虽然具体施政差别巨大，要做的事情最终殊途同归。
这件事情有多难？徐平只要想一想自己前世理解的重文轻武，和这个年代的重文轻武有多大差别，就不寒而栗。自己要解决的事情，可是在一千年后还能被改得面目全非，完全引向了另一个方向。这要面对的阻力有多大，可想而知。
重文轻武被重新提出来，作为王朝灭亡的最大罪证，是在清朝。清朝与鲜卑北魏有诸多类同的地方，六镇之乱导致北魏灭亡让他们引以为戒。提出重文轻武的危害，一在于告诫旗人和汉人入旗者，不可汉化，不然六镇之乱就是前车之鉴。二在于警告汉人，你们从祖上就是只有文治，没有武力，好好接受统治，不要造反。
不是清朝的统治上层逼着别人做，汉族本身的知识分子也自觉地，在这一套话语体系中添砖加瓦。如赵翼《二十四史札记》中说孝文帝：“盖帝优于文学，恶本俗之陋，欲以华风变之。……盖欲兴文治以比于古帝王，不知武事已渐弛也。”
重文轻武的话语体系，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反汉化。这不是胡化，胡化与反胡化的矛盾已经消失，军事体系中从根本的立军之本理论上的矛盾就是汉化和反汉化。
用重文轻武导致武事废弛这套话语体系来论述古代王朝，是不能追到异族入中原前的汉朝和汉朝之前去的，因为这本是胡人军事文化的特点。其兴也勃焉，其亡也乎焉，本来就是草原上千年来不断上演的场景。只是这种军事文化来到中原，最终与中原强大的文化与经济结合起来，立国几十年军力溃烂之后，还能够用中原物力强行续命。
这其中的关键，是自北魏起，中原王朝传统上所依赖的，汉族的军事文化与制度已经断代。数百年被胡人的军事力量死死压住，汉人自己也失去了军事上的信心，被动主动地接纳了鲜卑带来的军事文化。从那个时候再论兵事，可以看出来跟两汉的明显不同。
最终汉人的文与胡族的武，在双方的互相作用，交流与碰撞中，一起揉合出来一个怪胎。汉朝兵民一体的传统从此断代，军队与社会隔绝，成为了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世代相传，不事生产，靠着兵饷过活。各方接受，是说军外的人为这个群体提供资源，这个群体持刀枪保护军外的人，一如当年高欢说出来的理论。大宋敛天下之财以养军，便是基于这样一个基础。当然事实是他们没有起到保护的责任，索求的资源还越来越多。不能对来敌战而胜之，还索求无厌让国家供养不起，双方的矛盾自然而然产生。
只有改朝换代的时候，这个群体才有可能被打散，不然牢不可破。原因很简单，这是跟秦始皇收天下之兵一样的路数，不过高明得多。不是收兵器，而是造出这么一个完全寄生性质的人群。他们只能依赖于政权，政权一散，这些人就衣食无着。而且他们是旧政权的帮凶，除非新的王朝要再造这么一个集团，接纳他们，不然他们就只有一死，这是他们所谓忠诚的根本。而天下武力全都收到他们手中，战力再差，也能够压制住境内造反的人。
这样一个外来文化寄生性质的军事集团，天然带着草原上基因。当有利可图，胜利唾手可得的时候，他们耀武扬威。而一当外敌强大，就畏敌如虎，与敌合作是第一选择。他们本是寄生在自己国家上的，与社会与人民割裂，没有保家卫国的自觉。
这样一个军事集团，初兴时，可能战力强大，一安定下来，便迅速堕落。能打仗是为了多抢钱，而安定下来之后，只要提笼遛鸟，就能拿着刀从寄生的母体予取予求，又何必委屈自己呢。对外作战一有不利便投降动摇，对内镇压则穷凶极恶，是他们骨子里的基因。
这样一种文化，这样一个拿着刀的集团，看起来应该是国之大害，人人喊打才是，其实不然。关键在于，这样一个集团，里面的人不事生产，不劳而获，就可以过上中等以上生活，而且是世袭的。从这个集团形成起，就有许多人想过这样一种生活。表现为军事集团只是那时候军力是天下根本，当军力无此力量，也有人想换一种名目继续再造一个别的什么集团出来。只要把这个军事集团的历史洗清，把理论做实，新的集团也就有了基础。
这个集团也以表现为文人团体，可以表现为宦官团体，也可以表现为商人，甚至银行家，各种各样的名目。只要能够世袭，不劳而获，轻易获得社会资源，就有人向往。南宋灭亡，这个军事集团破产。数百年后，还能够再次以八旗制度还魂，可以想见其生命力。
这样一个集团的文化，天然带有反汉化的性质。他们可以是汉人，却会反对汉文化进入军中。和平时期，军事力量地位下降，他们会选择卑伏。对朝廷小心谨慎，而对属下则加倍刻薄。对朝廷谨慎以免祸，对属下刻薄以敛财。一旦战起，则以战事胁国家，只顾私利而不顾大义。胜了就耀武扬威，索求无度，败了就垂头丧气，怂恿投降。国家一乱，朝廷权威一失，要么割地自立，要么转身投敌。对国家，对人民，没有任何感情。
以重文轻武追述古代兴亡，如果是汉人王朝，必把天下丧失的责任推在文官集团的头上。如果是胡人王朝，则就成了因为汉化而灭国，没有保住自己尚武的文化。汉人王朝是重用文官亡的，胡人王朝是汉化亡的，一个话语体系，取向显而易见。这样做不需要从史料上费多少功夫，因为武人集团带有胡族文化基因，汉人王朝必然轻视。这是必然，也是史实。而至于在真正的历史上，这些人分别扮演了什么角色，已经不重要。如果有哪些人跟上面的论断不相符，那就是特例，特例并不影响总体判断。只要你信了，他就真了。
这套话语体系生命力之强大，让人心生畏惧。在徐平前世，介绍少数民族的时候，如果是汉化程度深的，必然带上由此带来的天生柔弱。如果汉化程度浅的，必加一句这是一个尚武善战的民族。历史上是什么样子不重要，只要顽强地不被汉化就足够了。
要理解这个年代重文轻武的性质，徐平前世有参照物。
太祖时曾掌禁军大权的大将党进是胡人——这不奇怪，禁军集团本就是由汉化胡人和胡化汉人组成，再强调一遍，要注意这一个人群天然的动摇和投降倾向——本不识字。北宋立国之后，太祖提倡文治，有欲要武人尽读书之意。党进查看风向，也想学着说两句有文气的话，表示自己也读书。他在太祖面前留下鲁朴的形象，其实又惯会巴结尚未登基的宋太宗，本就是一个很会投上所好的人。一次上朝，他让人帮着把自己要说的呈辞写在笏板上，事前背熟。结果面见太祖的时候，却又一时忘了，憋了半天说不出来，只好道：“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完全词不达意，让宋太祖一头雾水。此事在朝中传为笑谈，他解释道：“我见那些穷措大受掉书袋，我也掉两句，让陛下知道我也读书了。”
这件事被徐平前世的人拿来作为宋朝崇文抑武，逼着武将出丑的例子。其实党进是不是真地背熟忘了，很不好说，他是个伪为鲁朴而实际善钻营的人。背过忘了，比真地在太祖面前说出来更符合他的人设。让太祖知道自己想掉文人书袋，表示自己赞同提倡文治的风气。而没有做到，说明自己的质朴，从两个方面投太祖所好。
在徐平前世，恰好有事情与此相映成趣。
那个时候的很多大人物，甚至有些高级官员，爱在记者公众面前讲英语。其实他们面对的是本国记者，本国观众，说的是本国事情，却非要在话里掺进英语去。这个习惯其实与党进见太祖时的表现没有不同，只是面对局势，低下自己的头颅，向占据优势的集团文化行礼。党进低头的是汉人文官集团，讲英语的人们则在向洋文化致敬。而对于某些身份的人来说，如果如同党进一样想说而说错，则更加精妙，同时讨好两个群体的人。
明白了徐平前世的崇洋媚外，和由此引起的排外情绪，便就明白了宋朝的重文轻武。
五代初期是胡族势力占上风，便就重武轻文。而随着时间发展，胡族在汉化，便就慢慢向重文轻武转变。到了大宋立国，这一切就已经都水到渠成。文武之争，是汉化和反汉化之争。汉化成为了主流，则重文轻武就是主流。
如果没有自己的切身经历，身处其境理解，徐平是不会想到重文轻武是这个意义。那个年代重文轻武这套论述历史的体系，已经又换了另一副样子。本来这是异族反汉化而使用的词，在经过移花接木，改头换面之后，完全成了另一个样子。文和武，被替换了文官集团和武将集团，而后发挥。重文轻武本就是汉人王朝的事实，史实俱在，连史料都不需要东找西找，只要把结论换掉就可以了。
会给徐平造成这样的困惑，自然是历史这个小姑娘，怎么打扮都看着顺眼。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宋和之前的朝代，汉族势弱，异族入主中原的时候，拥抱异族文明，主动胡化的汉族人群，表现出来的身份是武将。而在徐平前世，国门大开，最先被外面的花花世界耀花了眼，崇洋媚外的人，表现出来的身份恰恰是武将的对立面。
内在身份的重合，而表现出来的外表又恰好对立，相距千年的人群产生了共鸣。重文轻武这个话语体系，被重新打扮一番，来抬升前面两千年他们同路人的地位。曾经是异族用来防汉化的这个词，打扮成了汉族文化基因里的软弱，从根子上证明汉族文化劣等。
而由此引申出来的，便是汉人不要再犯重文轻武的犯误，积极拥抱新文明，迎接新时代。那个打扮成军事集团的寄生群体已经烟消云散，但放下刀枪，拿起毛锥子，他们的同路人又在用另一种方式，幻想着再建立一个披上别的什么衣服的世袭集团。
徐平自问，前世自己这种小人物自不足论，就是那些大人物，又有多少人敢信心满满地做自己现在要做的事？而禁军集团，比前世那些不成气候的人不知道顽固多少。
徐平并不能一一预知自己将面对的困难，但他能够体会到，在前世做这类事情，将会有多少艰难险阻，滔天巨浪。一个不小心就粉身碎骨，甚至还要从历史里抹掉名字。
丈人林文思给自己取字云行，寓意“云行雨施，天下平也”。取的时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徐平却真地要背起这个“天下平也”的责任。他不敢奢望为万世开太平，但最少在面对外敌的时候，不能再如历史上一般，让这个寄生的军事集团御外敌疯狂敛财，上阵全不用命。当无法支撑便摇身一变，为敌前驱，在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原大地上烧杀千里。
永嘉之乱，中原陆沉，这片大地已失汉人武德。徐平要做的，是在中原大地上，再把汉人的武德立起来。如果天有文武二德，这就是再造天地之举。难与不难，其间自知。
汉人的军制其实也简单，无关募兵征兵，无关常备征戍，而是在文化底层、心理上面与这片土地合为一体。兵就是民，需要他们穿上戎装就穿上戎装，需要脱下来的时候就脱下来。穿上戎装是兵，脱下戎装是民。以后当不再有武人，不该有人跳着脚说“吾辈战争夺富贵，马上觅封侯”，只有面临外侮，上阵浴血杀敌的子弟兵。
兵民本一体，只是手中拿着的东西不同。外敌来侵，自当奋起抵抗，不问待遇，不问自己的前程，因为这本是自己的责任。
子曰，吾道一以贯之，忠恕而己矣。拿起刀枪为国而战，是民的忠。对有功者封爵厚赏，是国的恕。民失忠，则加以刑戮，国失恕，则群起而攻。
这种军事文化之下，表现出来的核心，便是不许兵将世袭，军中不能全赖阶级法。
出现历代从军的将门很正常，只要这是在正常的军制之下。但是，军中不能兵将全来自于同一个集团，世代相袭。
便如这个年代，文人投笔从戎是没有机会的，没有上面的人赏识你，老死也只能是一个小兵。以军功升迁，首先你得有计军功的资格。阵前杀敌朝廷计功，如果只是士卒，那么赏钱是给你的，军功升迁则是统兵官的。而在军中，小卒基本没有机会成为统兵官，能够改变身份的，最好是升为班直。不管是历史上的狄青，还是天都山下战死的任福，他们能从小卒成为大将，都是从班直外放兵职。
班直不能类比于后世军校，因为军校是向全民开放，为军队服务，而班直不是。把军校变成班直的形式，向社会封闭起来，就会形成军队脱离国家和社会的倾向。而在脱离于国家和社会之后，军队就有了与统治者个人结合的需求，不管这个人称皇帝，还是换一个名字。只有与最高统治者结合，才方便他们把社会资源自己转移。这种结合不是对统治者的忠诚，忠诚只是外在表象，一旦向他们转移社会资源的能力不足，他们就会换个主子。
统治者喜欢这么一个集团，就是因为表象的忠诚。只要你还有钱给他们，他们就是你最忠心的奴仆，欢天喜地执行对内镇压一切反对力量的使命。外战输了不重要，只要你付的价钱还是能比别人高，地位依然固若金汤。只是天下之财有限，而人的贪欲无限，终有一天统治者会给不起价钱，他们中的很多人会摇身一变，去找那个给得起钱的人。
这样一个群体，战斗力会飞速下降，天下之财会被很快消耗。这中间的平衡能力，加上各种因素，便就成了一个朝代存续时间长短很重要的因素。混一宇内，外无强敌，付出的成本便会小一些。强敌环伺，则很快天下就无法承担。敛财能力强的政权，支撑的时间长一些，而敛财能力弱的政权，则就迅速灭亡。
大宋敛天下之财以养兵，连皇族都要忍耐让步，更何况其他群体。支撑这样一支军事力量的能力，自然也就强那么一点点。只不过这支军事力量是为了镇压内部而生，面对外敌天生就没有战斗力，稳住了内部，最终还是要被外敌灭掉。
军队是一个特殊群体，必讲阶级。但如果所有事物、管理手段只剩一个阶级法，军队也就成了私军，成了统兵官的个人物品。军队对国家的忠诚，就被替换成了统兵官对国家的忠诚。而在以利益收买来换取军队支持的逻辑下，收买统兵官比收买军队便宜一点。
为谁而战？喊口号是没有用的，制度上保证才可以。在世兵世将，统兵官绝对掌控一支军队的时候，什么样的口号都没有用。军法执掌者为什么要独立于统兵官之外？就是要监督制度的执行。徐平设军法司，本就是沿自汉朝的军法正。
一切行动听指挥，和服从是军人的天职不是一个意思。前者说的是军人的责任，后者说的是军人是统兵官的奴隶。指挥不来自统兵官个人，而来自于他这个身份，来自国家赋予他的权力。个人和职务要分清，制度首先要确保这一点。
天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是国家大事，军队是国之重器，岂容几个野心家当成自己搏封侯夺富贵的工具。兵哪怕当一辈子，也只是穿着戎装的民，而不是脱离于社会，与国家和民族无关的一群世袭之人。兵民一体，只有在这个逻辑之下，战功封侯才荣耀。
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中原陆沉，巨大的军事打击之下汉人的军事传统丧失。如果说天下有文武二德，则自那个时候起，汉人已失天下武德。
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不可能是简单的汉化，单向何谈交流？在这个过程中间，有胡人的汉化，同样也有汉人的胡化，同时还伴随着反对的思潮和行动。这种军事传统和政治结构的形成，便就是在各族势力、文化、利益等方方面面的交流与碰撞中完成的。
说这种军事传统带着胡风，不是说他就是鲜卑人带着来中原的，而是在入主中原之后发展出来的。这里面有胡人风俗，自然也有汉人贡献，特别是北地世家大族和汉族文人。
小时候看电影，坐下之后问大人的第一句话，就是：“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小孩子需要用这种思维来认识世界。但面对滚滚历史洪流，还要用这种思维，硬要从里面找出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来，就只能是自欺了。
如果把汉人和主动汉化的胡人统一称为汉人，把胡人和主动胡化的汉人称为胡人，那么在这个交流、融合、碰撞的过程中，胡人提供了军事实践，汉人文人建立了理论基础。
当然这是指一个大概，军事理论也有胡人功劳，汉人同样参与了实践。
理论是依据于实践而生，从属于实践，从而指导实践。认为天生就有一个真理，你只要能够找出来，便就天下太平了，中国人没有这种文化传统。天道有常，而世事无常。天道虽有常，却无法捉摸，只有无常的世事，才能够提供你去理解天道的途径。
首先是新的军事实践代替了以前传统的军事实践，才产生了新的理论体系。
在徐平前世，有很多有文化的人，一谈军事，必是开口亚历山大，闭口拿破仑。如果你问他中国传统的军事文化，他会一脸不屑地弊夷：“垃圾，有什么好讨论的？”
打败了，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是败了，必须要面对这样一个结果。勇敢者努力地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继续上路。而懦弱者，则从此就站不起来，趴在胜者的脚下。
当年中原陆沉后，也同样有大量的汉族文人像后来谈论亚历山大、拿破仑一样，谈论着杀进中原的胡人将领。不知道因何而败，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如何去取胜。然而终究还是要一条出路，那只好从敌人那里去学习了。
坚守着自己的文化印记，带着自己文化里的基因，再去学习，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才是真正的学习。如果把模仿当作学习，看见敌人这样做了，所以打败我了，我只要也这样做就可以了。这不是学习，这只是动物的应激反应，最多带了一点人类模仿的智慧。
历史的进程总是由一对又一对的矛盾构成，哪个方面，哪种矛盾是主要的，是认识历史首先要搞楚清的。天下大事不是只有战争，但是在战争里，不管是理论和实践，汉化和胡风却是一对主要矛盾。这里的胡风不是说禁军集团依然是胡人，他们是汉人，进入中原的胡族汉化已经完成。或者换一种说法更贴切，因为还带有胡风，继续汉化还是反对汉化是此时军事理论和实践中的主要矛盾。
历史大势当中，不要用小孩子的思维非要找出好人坏人来，而是认识实践，抓住主要矛盾。徐平是认为禁军集团这个整体是阻挡他更进一步的敌人，但禁军里的每个个体，每一个人，不管是将校还是士卒，徐平并无成见。
任福忠勇奋战而死，徐平给以最高殊荣，致以最大的敬意，并不会因为他是禁军看低了他。谁是敌人，谁是朋友？禁军整体是敌人，但禁军中的某些将领有可能是盟友。即使不是盟友，他尽了自己的职责，做出了自己的牺牲，依然可敬。
韩长鸾是北齐后主高纬的权臣，是个胡化的汉人，他和他的同伴最喜欢说的话，是：“狗汉大不可耐，惟需杀却！”
这支禁军的源头，就是这样的群体，只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变着颜色。在历史的进程中，他们的作风、习惯、风俗不断在变，但反汉化的本质没有变。
徐平抬起头，看着不远处的青山，两山之间一条谷道，直通大漠草原。他将从这里向北杀去，元昊已不足论，下一次将迎契丹大军于两汉故边塞。
徐平知道自己今后的日子将艰难无比，哪怕知道皇帝赵祯和文官集团会站在自己这一边，依然是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粉身碎骨。但他依然选择挑起这副担子，不能退缩。怎么能够退缩呢？再难也要扛着走下去。
没有办法，自己是一只汉狗啊，将要面对的人觉得大不可耐，总不能引颈就戮。自己一死不足惜，总还要顾念妻儿，顾念那些对自己寄予厚望的人们。陇右军一路打过来，路边总有百姓焚香以迎，徐平要报答那些香火啊。
要想彻底地改变禁军，就要先打败他们在北方的精神寄托。灭一党项，堂堂列阵于阴山之下，迎战契丹大军。败了，徐平以死谢天下，自己才不足，该死！就如任福所说，我为朝廷大将，不能带兵灭贼，已是死罪，其余何足道。胜了，对于徐平来说就是一个新的开始，所有的一切就都可以从容去做。对于契丹，败了，则一切就已经结束。
回过身来，徐平取出自己都护府的符令，朗声道：“甘昭吉，出列听令！”
甘昭吉两腿发软，强自奋起，跨出班列，叉手唱诺：“末将甘昭吉，谨听都护令！”
徐平把符令交予他的手中，厉声道：“自镇戎军至庆州，五百里，我给你三日限，快马到那里。晚一天，杖二十，晚两天，杖五十，晚三天，杖一百！逾期三日不到，则你派身边亲随提你人头，回都护府缴还军令！”
甘昭吉咚地跪在地上，叩首道：“末将何胆，敢违都护军令！”
徐平看着他，沉声道：“敢与不敢，皆不须言！我已宽限你时日，违限，死罪！你持我军令，捧都护府天子剑，飞马赴庆州。令许怀德，自你到日，五日内点齐兵马。何军该发何军不该发，自有名录付于你带去。自第六日起，许怀德当统点集起来的兵马，沿马岭水北上，取环州，趋韦州。我这里大军即日北上，我到韦州日，许怀德当至。不到，死罪！”
甘昭吉叩头道：“谨遵都护军令！若违令，死罪而已！”
徐平微微点了点头道：“此去庆州，汝监许怀德军，有进无退！一人退，杀一人，全军退，杀全军！你做不到，我杀你！”
甘昭吉拼命在地上叩头，高声应诺。他当然听得出来，此时的徐平已经杀气腾腾，说杀人就是真要杀人，不是吓唬你。徐都护为人和蔼，但只有一点让人害怕，认真起来吓人。
徐平又道：“自许怀德大军拔营起程，当日行三十里。不足三十里，你面责。两日行不足六十里，杖三十。三日行不足九十里，杖一百。连违三日限，斩！你捧天子剑，代吾为天子使，监其行军进止。杖刑你亲验，死罪你持剑斩其头！——做不到，我砍你的头！”
甘昭吉只是拼命叩首，连连应诺。徐平用这个态度来说话，别说是要砍他的头，就是要把周边各国王的脑袋全砍下来，甘昭吉也是深信不疑。徐平从来没有如此严肃过，但他与这次有稍微相似的几次，一灭番落禹藏部，二败元昊卓罗城，三在天都山下亡党项精锐。
徐平从来没有吓唬过自己属下将士，也没有吓唬过甘昭这些特殊身份的武官。他这样正式说话的时候，真不是吓唬你，说杀人那就是一定要杀人的。
此次北上，徐平不但要灭掉元昊，还要把自己管下的所有军事力量统合起来。许怀德统下的数万禁军精锐，是徐平要处理的。如何处理，只看此次攻韦州的战事如何。
人哪，感觉最幸福的时候是浑浑噩噩，诸事不管，只求一个吃得开心，做事顺心。但当有一天你跨过了这一步，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要去挑起一副千斤重担，偶尔还会怀念起以前的幸福时光，但让你把这副担子卸下来，却是怎么也不肯的。
人这一生，除了追求好的生活，除了追求满足私欲，还有一种东西叫责任。
来到这个世界，徐平想的是一世富贵，甚至连子女的未来，他都觉得要自己争取。门阀没了，世家已经消散，何必要去为这一个并没有什么光彩的传统还魂？徐平会给自己的儿女以最好的教育，最好的环境，但他们的未来，需要自己去挣出来。想要躺着世世代代富贵，徐平大儿刮子扇出门去。我给了你们这么好的条件，想要的，自己挣去。
这样想，徐平越发觉得世兵世将的军事世袭体制碍眼。此次北上，觉得得会帮自己的人真帮了自己，战事一切顺利自然好说。但如果不幸，盟友并不是盟友，大军北上战事不如自己的预期，后果就能预料。但徐平不会后悔。哪怕因为这一个决定，粉身碎骨，他也在所不惜。前方是刀山火海，万丈悬崖，他还是要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嗯，用前方的党项和契丹人的话说，自己就是一只汉狗。你如何看我，与我何干？我既如此，就当背起这样的责任。我有这个机会，我能冲上去，那我就冲上去了，一切就让鲜血来证明吧。我血流尽了，甚至后世考证出来，我徐平不是为了自己的责任，而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裹胁将士们去打无谓的战争，又如何？还是任福的那句话，今日我为统军大将，率二十万将士，决战于大漠荒原，败了，我本就该死！
该死的人那便就去死了。如果苍天有幸，祖宗有灵，不让那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那我自要还这世界一个朗朗乾坤。文成武德，善莫大焉。
大丈夫，取富贵如举手之劳，殚精竭虑蝇营狗苟为五斗米岂不羞耻！今居高位，手握重兵，自然需为天下谋，为众生想。性命，也不过尔尔，有何所惜！
贺兰踏破荡阴山，十万天军渡萧关。富贵封侯何足论，纵军驱马勒燕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