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0章 政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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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文说的这些徐平倒不陌生，前世学的历史知识，“摄关”有些陌生，但后来跟这性质一样的“幕府”可就非常熟悉了。这算是日本的传统了，“大化改新”的时候国王联合贵族杀了权臣夺权，从此改国号为“日本”，算是终于成了有实权的国王了。可没过多少年，“大化改新”的功臣又重新把国王架了起来，历史完成一个轮回。等到后来再一次维新，天皇又把权力夺了回来，然后疯狂作死，最后又被当成个吉祥物供起来。
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日本这个国家就没有大一统的基础，所谓中央集权，无非是跟着中国邯郸学步罢了。后来的维新再一次把天皇拱上去，也不过是学完了东方学西方，强扭着硬上。天皇要想做真的帝王，就必须疯狂对外作死，不然就得当吉祥物。
不过听了王文的话，徐平还是有些不明白，问他：“日本国小岛不少，又山地众多，土地支离破碎我知道。这支离破碎的地方，就有不少强藩，很难捏到一起去。不过你也说了他们现在藤原家一家独大，是事实上的当权者，又喜欢中原货物，为何不想通商呢？”
王吉道：“都漕官人是天朝上国人物，不了解这些蛮夷小国是情理之中。那藤原家虽然是日本国的第一权势家族，握着国政大权，但在他们国里，远说不上一言九鼎。那国里小藩无数，强得能跟藤原家叫阵的也颇有不少。最近几十年，他们国里内乱不断，就在前两年才刚刚平定了‘平忠常之乱’——官人，这平氏一族也是他们国里的一个望姓，前世就有一个平将门作乱，自立为王。——平定平忠常，打了三四年的仗，死人无数。小可之所以说这些，是想让都漕明白，那里说是藤原家当政，但也只是个共主，下面能够威胁他们家的强藩是颇有不少的。如果跟中原往来，被大宋知道了虚实，随便扶持个强藩，便就能把藤原家掀下去，改朝换代也是易事。有这个顾虑，所以日本国自唐亡之后，便就禁了跟中原的交往。五代时候，闽越曾派使节去他那里，他虽以礼相待，但却拒绝通交，就连闽越的使节也只是让搭海商的船返回，可见防范之深。”
徐平点了点头，终于算是明白了一些。王文家就是五代时闽越国的大家族，对这些事情知之甚深，说起来如数家珍。
说到底，日本国在唐朝时积极地跟中原交往，不断派遣唐使入中原，是有前提的。唐朝对四周蛮夷采取的是开放态度，别说是日本国，就是北方不少被唐军攻占的地方，也并不改变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文化。特别是贞观四年唐朝内部关于夷夏政策的大辨论，以魏征为首的严夷夏之防的一派彻底失败而告终，唐太宗李世民欣然接受了“天可汗”的称号，正式形成一国两制。中原地区用汉制，最高统治者自然是皇帝，胡人地区则继续用可汗制，李世民以中原皇帝兼任天可汗。自李世民起，李唐皇帝的正式称号是皇帝天可汗。
这是一次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改变，改变了自五胡入中原，主动汉化，在谋夺皇位之前按汉人习惯先称“天王”再称帝的趋势。开启了唐朝中原皇帝主动适应胡人政权，接受胡人最高统治者“天可汗”称号的传统。后来再次出现，就是以蒙古大汗兼中原皇帝的元朝和以后金大汗兼中原皇帝的清朝了。
“天可汗”并不是始自李世民，本是草原胡人政权对最高统治者的称呼，不过汉文典籍一般音译为“登利可汗”。至李世民正式接受“天可汗”，因为登利本有天的意思，为了以示区别，汉文才改了前面一字，胡人的话里实际与“登利可汗”没有区别。
李世民接受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称号，而是一种制度。即在胡人地区，继续行使可汗制度，那里的官员继续世袭，不行汉制，中央不派官员。唐朝对那里下公文，皇帝的自称也是“可汗”或者是“天可汗”。实际上，就是把唐朝的疆域分成两个部分，传统汉地按照汉制行事，草原大漠的胡族按照胡人的制度行事，唐朝的统治者一人身兼两职。按照徐平前世的话说，唐朝是一国两制的，汉制和胡制并行。
对这一点，李世民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有清醒认识的。当胡人各部上“天可汗”称号的时候，他说的很清楚“朕以天子之尊，下行可汗事乎？”皇帝是至尊无上的称号，任何在这一称号上加后缀前缀的，都是自降身份，李世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他最终还是接受了这称号，并沿用下去，一直到唐代宗都是皇帝天可汗，结束于胡族血洗长安。
按李世民自己的说法，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是胡族，与胡族有“香火情”。再一个，“自古皆贵中国贱夷狄，而朕独爱之如一”，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真正从利害关系上来说，登上皇位的李家在中原根基不深，李世民又是杀兄逼父夺位，需要引入这样一支政治力量来平衡传统汉族地区的政治势力。正是有这种政策因素，才发生了唐朝盛世之时，大量汉地胡化，大量汉人也被胡化的事情。
这便就有如割肉饲狼，用汉地的钱粮财富把胡人喂养肥壮，最终是血肉尽而狼犹不知足。安禄山和史思明两个胡人举兵反叛，便就利用了壮大起来的胡人军事力量。事实那个时候，唐玄宗手下握重兵的节镇，统兵节度使基本已经没有汉人了。
这种政策背景下，日本国这种四夷小国，才会放心大胆地与唐朝交往，而不用担心自己被唐朝颠覆。而经过晚唐，北方的战乱带来的血腥教训，中原政权再次严夷夏之防，对于四周蛮夷的态度重新严厉起来，与周边的联络很多就中断了。
宋朝的夷夏之防比唐朝严厉了太多，蕃官不论封官爵多大，都一律序位汉官之后，哪怕蛮族里封到三公的，见了知县照样是下级。西北蕃汉混居的地区，不许汉人女子给胡人为奴为妾，反过来也没有同样的限制。
事情总是有得有失，这样做的结果是稳定了汉族的传统区域，但与周边蛮夷各族的关系也疏远了。其实不仅仅是日本国这样，周边的大理、吐蕃、以前的交趾，也都同样跟宋朝的关系比较冷淡，完全没有了唐朝时候的热络。
王文说的这些徐平倒不陌生，前世学的历史知识，“摄关”有些陌生，但后来跟这性质一样的“幕府”可就非常熟悉了。这算是日本的传统了，“大化改新”的时候国王联合贵族杀了权臣夺权，从此改国号为“日本”，算是终于成了有实权的国王了。可没过多少年，“大化改新”的功臣又重新把国王架了起来，历史完成一个轮回。等到后来再一次维新，天皇又把权力夺了回来，然后疯狂作死，最后又被当成个吉祥物供起来。
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日本这个国家就没有大一统的基础，所谓中央集权，无非是跟着中国邯郸学步罢了。后来的维新再一次把天皇拱上去，也不过是学完了东方学西方，强扭着硬上。天皇要想做真的帝王，就必须疯狂对外作死，不然就得当吉祥物。
不过听了王文的话，徐平还是有些不明白，问他：“日本国小岛不少，又山地众多，土地支离破碎我知道。这支离破碎的地方，就有不少强藩，很难捏到一起去。不过你也说了他们现在藤原家一家独大，是事实上的当权者，又喜欢中原货物，为何不想通商呢？”
王吉道：“都漕官人是天朝上国人物，不了解这些蛮夷小国是情理之中。那藤原家虽然是日本国的第一权势家族，握着国政大权，但在他们国里，远说不上一言九鼎。那国里小藩无数，强得能跟藤原家叫阵的也颇有不少。最近几十年，他们国里内乱不断，就在前两年才刚刚平定了‘平忠常之乱’——官人，这平氏一族也是他们国里的一个望姓，前世就有一个平将门作乱，自立为王。——平定平忠常，打了三四年的仗，死人无数。小可之所以说这些，是想让都漕明白，那里说是藤原家当政，但也只是个共主，下面能够威胁他们家的强藩是颇有不少的。如果跟中原往来，被大宋知道了虚实，随便扶持个强藩，便就能把藤原家掀下去，改朝换代也是易事。有这个顾虑，所以日本国自唐亡之后，便就禁了跟中原的交往。五代时候，闽越曾派使节去他那里，他虽以礼相待，但却拒绝通交，就连闽越的使节也只是让搭海商的船返回，可见防范之深。”
徐平点了点头，终于算是明白了一些。王文家就是五代时闽越国的大家族，对这些事情知之甚深，说起来如数家珍。
说到底，日本国在唐朝时积极地跟中原交往，不断派遣唐使入中原，是有前提的。唐朝对四周蛮夷采取的是开放态度，别说是日本国，就是北方不少被唐军攻占的地方，也并不改变原有的社会制度和经济文化。特别是贞观四年唐朝内部关于夷夏政策的大辨论，以魏征为首的严夷夏之防的一派彻底失败而告终，唐太宗李世民欣然接受了“天可汗”的称号，正式形成一国两制。中原地区用汉制，最高统治者自然是皇帝，胡人地区则继续用可汗制，李世民以中原皇帝兼任天可汗。自李世民起，李唐皇帝的正式称号是皇帝天可汗。
这是一次中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改变，改变了自五胡入中原，主动汉化，在谋夺皇位之前按汉人习惯先称“天王”再称帝的趋势。开启了唐朝中原皇帝主动适应胡人政权，接受胡人最高统治者“天可汗”称号的传统。后来再次出现，就是以蒙古大汗兼中原皇帝的元朝和以后金大汗兼中原皇帝的清朝了。
“天可汗”并不是始自李世民，本是草原胡人政权对最高统治者的称呼，不过汉文典籍一般音译为“登利可汗”。至李世民正式接受“天可汗”，因为登利本有天的意思，为了以示区别，汉文才改了前面一字，胡人的话里实际与“登利可汗”没有区别。
李世民接受的并不仅仅是一个称号，而是一种制度。即在胡人地区，继续行使可汗制度，那里的官员继续世袭，不行汉制，中央不派官员。唐朝对那里下公文，皇帝的自称也是“可汗”或者是“天可汗”。实际上，就是把唐朝的疆域分成两个部分，传统汉地按照汉制行事，草原大漠的胡族按照胡人的制度行事，唐朝的统治者一人身兼两职。按照徐平前世的话说，唐朝是一国两制的，汉制和胡制并行。
对这一点，李世民绝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有清醒认识的。当胡人各部上“天可汗”称号的时候，他说的很清楚“朕以天子之尊，下行可汗事乎？”皇帝是至尊无上的称号，任何在这一称号上加后缀前缀的，都是自降身份，李世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不过他最终还是接受了这称号，并沿用下去，一直到唐代宗都是皇帝天可汗，结束于胡族血洗长安。
按李世民自己的说法，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母亲和妻子都是胡族，与胡族有“香火情”。再一个，“自古皆贵中国贱夷狄，而朕独爱之如一”，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真正从利害关系上来说，登上皇位的李家在中原根基不深，李世民又是杀兄逼父夺位，需要引入这样一支政治力量来平衡传统汉族地区的政治势力。正是有这种政策因素，才发生了唐朝盛世之时，大量汉地胡化，大量汉人也被胡化的事情。
这便就有如割肉饲狼，用汉地的钱粮财富把胡人喂养肥壮，最终是血肉尽而狼犹不知足。安禄山和史思明两个胡人举兵反叛，便就利用了壮大起来的胡人军事力量。事实那个时候，唐玄宗手下握重兵的节镇，统兵节度使基本已经没有汉人了。
这种政策背景下，日本国这种四夷小国，才会放心大胆地与唐朝交往，而不用担心自己被唐朝颠覆。而经过晚唐，北方的战乱带来的血腥教训，中原政权再次严夷夏之防，对于四周蛮夷的态度重新严厉起来，与周边的联络很多就中断了。
宋朝的夷夏之防比唐朝严厉了太多，蕃官不论封官爵多大，都一律序位汉官之后，哪怕蛮族里封到三公的，见了知县照样是下级。西北蕃汉混居的地区，不许汉人女子给胡人为奴为妾，反过来也没有同样的限制。
事情总是有得有失，这样做的结果是稳定了汉族的传统区域，但与周边蛮夷各族的关系也疏远了。其实不仅仅是日本国这样，周边的大理、吐蕃、以前的交趾，也都同样跟宋朝的关系比较冷淡，完全没有了唐朝时候的热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