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6章 紧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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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开封府派来了几个老吏在沿河大道上巡逻，徐平又吩咐了自己家里的小厮在岸上看着，这才离开汴河边。⊙回到家里跟母亲和林素娘说了一声，徐平赶回三司衙门。
开国侯为从三品，虽然此时官员章服待遇等还是以本官为主，但涉及到“通贵”官和“议贵”官的时候，这个开国侯的从三品还是有用的。衙门里的公吏和卫兵见到徐平，一下就比往日恭敬了很多，纷纷躬身行礼。
徐平回自己本司官厅看了一下，并没有什么特别紧急的公文，便让吏人唤了商税案的主事过来。
主事郑召言三代都是三司公吏，典籍故事烂熟于胸，例带银酒监武，即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和武骑尉，分别为散官、检校、宪衔和勋。这些官衔虽然也有正式官告，却没有任何实际上的意义，银青光禄大夫从二品，真正带上这散官差不多要到宰执了，授给这些小吏，只是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而已。在三司里，人人都称郑召言为郑主事，只有他们身份差不多的公吏坐在一起，才会郑银青这样叫着自己人觉得荣耀。
这个道理跟选人的“阶绯”和“阶紫”差不多，徐平的岳父林文思是选人，干过一年就可以穿朱色官服，即“阶绯”，而徐平作为京朝官多年以后才被“赐绯”。
这种传统正是因为公吏和选人的实际地位太低，才用这些没有实际作用的荣誉安慰他们，这些官衔带在身上，既没有俸禄，也不享受相关待遇。不过反过来说，也表明这个时候的吏人地位比后世要高得多，远不到类比贱籍的程度。
郑召言进来，向徐平行礼：“徐判有何吩咐？”
“这几日的簿书拿来我看一下，尤其是近日市面上的物价如何，税收如何。”
郑召言应诺，没多大一会，就带了吏人抱了一大堆案卷进来。
徐平看着现在的案卷就头疼，虽然也有固定格式，但多年因循，又没有一个统一的系统，查起来相当考验人的智商和耐心，还有体力。三司每年案卷数百万卷，千把吏人，几十个官员，能把数字理清的都是值得在史书上大书特书的了不起人物。
把案卷放下，徐平让郑召言留下，再唤几个熟手吏人来，帮着整理案卷。
徐平自己摊开纸分门别类记录，让郑召言带其他几人找数据，把最近日子的物价变动情况和商税收入的变化都列成表格，看起来一目了然。
物价并不是每天统计，看起来波动并不明显，商税收入则就显眼多了。自献俘大典之后商税一天比一天多，节节攀高，而且未来的日子还会更高。
商税是按货值收的，也就是说物价上涨和交易量增大都会导致商税增加，而以最近这些日子来看，毫无疑问物价上涨是商税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
把数据统计清楚，徐平对郑召言道：“明天，你带几个得力手下，到京城里的几个行市和热闹去处，看看现在物价到底如何，给我条列清楚报来。”
郑召言应诺，徐平便让他们抱着卷宗回去。
一个人坐在案几后面，徐平想着近日炭价暴涨的事。
供给小于需求，价格便就上涨，直到形成新的平衡，这是商业社会的客观规律，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主移。可现在很难说是商业社会，上至帝王下至官员也不想让这个社会变成商业社会，他们有自己的道理。
价格涨不涨官员们并不会怎么关心，直到影响到民生甚至影响到自己生活了，那就成了朝野关注的重大事件。商户在这个时候涨价一定是昧了良心，要不怎么古贤人都认为商人是社会的蛀虫呢。
出官家库存打压价格是第一步，如果第一步无效，开封知府张观也就无能为力，估计是要换人了。换个手段硬一些来的，然后强令炭行行户低价出售，在与商家的斗智斗勇中能不能占得上风，就是评价一个官员吏才的标准了。
徐平并不关心这些，官与商的争斗他不感兴趣，真正的民生问题是，逼着炭行把存的炭都卖出来，然后呢？
这个季节正是存炭的时候，无论炭行，还是皇宫，还是城里的富人大户，都才开始存炭不久，京城里的炭的库存确实不多。
突然间天气严寒，大雪封路，漕运不通，现在开封城缺炭是实打实的，就是用各种方法把库存的炭全部逼到市场上，全部卖出去，还是缺。相对需求来说，供给的缺口是硬的，并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这种时候，把有限的库存用强力逼到市场上，可能造成一场灾难，一场对下层穷苦百姓来说难以承受的灾难。
市场上的炭，哪怕以三百文一称半价出售，穷人还是买不起。就是价格再降一半，到一百五十文一称，他们依然买不起。当市场上的炭卖光，这些炭就进了富人最少也是中产之家里去，最下层的穷苦人家里依然还是只能用身子硬抗这寒冷的冬天。
到了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麻烦了。现在炭不管是在皇宫里，还是在三司库里，还是在炭行的库里，只要开封府有心，都能够集中起来。而等到进了人家，到那里候只怕皇上亲自出面也弄不出来了，下层民众难道就只能活活冻死？
想起盼盼在大柳树下面开心地拍着手笑的样子，徐平暗暗叹了口气，在案几上摊开纸张，写自己第一份真正对朝政建议的奏章。
做官这么多年，徐平的奏章从来都是例行公事，只要不是跟自己的职务直接相关，基本上就是不闻不问。这种心态很奇妙，他一直以为做官只是自己在这个世界生存不得不做的事情，从来没有当成自己的一份事业。
先写如今京城面临的取暖燃料的形势，炭价暴涨，由雪前每称三十文涨至六百文，原价每称四十五文的石炭（煤）也跟着涨到了每称一百五十文。虽然开封府置场卖炭，但并没有把炭价压下来，反而导致官存炭迅速流失，透支了以后处理紧张形势的本钱。
然后分析了城内的炭和石炭的供需情况，巨大的缺口是现实存在的，而如今采取的手段看似是在解决问题，实际上根本不会起到理想的作用。更可怕的是，这会导致仅有的取暖燃料加速进入社会上层人家，到了后边天气如果不能迅速好转，将会出现城里的大量下层百姓无炭取暖的情况。
贫苦人房子四处漏风，衣服不能保暖，如果北风劲吹，大量的人冻死冻伤都不稀奇。
到了那个时候，官府手中也没有炭，也没有征炭手段，无力救助，极可能会酿成人间惨祸。甚至无法取暖的人聚集起来，发生动乱也不稀奇。
跟这个年代的读书人相比，徐平的用语相当缓和，不像他们动不动危言耸听。但按现在方法行事的前景一片灰暗，徐平也写得明白。
最后，徐平要求开封府和三司配合，立即尽力搜罗城内所有的炭和石炭，形成必要的应急库存。首先就是罢劳而无功的许申铸钱，然后各官酒务等一切用炭而又可以暂停的地方全部停下来，所用炭由开封府和三司集中。
官府置场卖炭最多再坚持三日，如果形势没有好转，则必须立即停止，防止用于应付紧急情况的炭库存紧急流失。
三日之后，如果天气继续严寒，则由开封府组织强行实行取暖燃料的配给制，按户等口数分配取暖用炭和石炭，尽量向下层民众倾斜，避免大规模冻死人的事情出现。
写完之后，徐平把奏章封好，静静地坐了一会。
市场机制只能应付正常的社会形势，互通有无，甚至也能让社会财富增殖。但一旦面临紧急事态，市场机制便就会失灵，更会把社会危机加倍地放大。
这个年代的人认识不到这一点，也不清各种施政手段的本质和作用，依靠自己的感觉和经验行事，一不小心就酿成大祸。
有着前世的记忆，几乎是本能的，一到了紧急时刻，徐平首先就想到的是配给制。配给制不是好的制度，但却是救命的制度，可以利用有限的资源，以最小的总体代价渡过危机。只要把这最要命的时间渡过去，后续有无数的手段可以解决根本问题。
惟一可虑的，就是这个年代的统治者能不能理解这些建议，又有多大的可能去采纳这些建议。徐平不希望真地发生人间惨祸之后，执政者才想起自己的话的意义。
想起前些日子被中书退回的奏章，还有王随的评语，徐平有一种难言的滋味。
不同时代思想的碰撞，相互之间很难理解，最少现在徐平所面临的，不是谁说的对谁说的错，而是谁的官职更高，谁的权柄更大。
已经受过一次中书的斥责了，这一次的结果会如何，徐平不知道，但这是他为这个时在这个候所能做的惟一的事了。
国事好坏看宰相，徐平没有直奏皇上的权力，皇上也没有绕过中书直接插手管事的规矩，就看政事堂里的诸公，这次怎么看吧。
等到开封府派来了几个老吏在沿河大道上巡逻，徐平又吩咐了自己家里的小厮在岸上看着，这才离开汴河边。⊙回到家里跟母亲和林素娘说了一声，徐平赶回三司衙门。
开国侯为从三品，虽然此时官员章服待遇等还是以本官为主，但涉及到“通贵”官和“议贵”官的时候，这个开国侯的从三品还是有用的。衙门里的公吏和卫兵见到徐平，一下就比往日恭敬了很多，纷纷躬身行礼。
徐平回自己本司官厅看了一下，并没有什么特别紧急的公文，便让吏人唤了商税案的主事过来。
主事郑召言三代都是三司公吏，典籍故事烂熟于胸，例带银酒监武，即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监察御史和武骑尉，分别为散官、检校、宪衔和勋。这些官衔虽然也有正式官告，却没有任何实际上的意义，银青光禄大夫从二品，真正带上这散官差不多要到宰执了，授给这些小吏，只是满足他们的虚荣心而已。在三司里，人人都称郑召言为郑主事，只有他们身份差不多的公吏坐在一起，才会郑银青这样叫着自己人觉得荣耀。
这个道理跟选人的“阶绯”和“阶紫”差不多，徐平的岳父林文思是选人，干过一年就可以穿朱色官服，即“阶绯”，而徐平作为京朝官多年以后才被“赐绯”。
这种传统正是因为公吏和选人的实际地位太低，才用这些没有实际作用的荣誉安慰他们，这些官衔带在身上，既没有俸禄，也不享受相关待遇。不过反过来说，也表明这个时候的吏人地位比后世要高得多，远不到类比贱籍的程度。
郑召言进来，向徐平行礼：“徐判有何吩咐？”
“这几日的簿书拿来我看一下，尤其是近日市面上的物价如何，税收如何。”
郑召言应诺，没多大一会，就带了吏人抱了一大堆案卷进来。
徐平看着现在的案卷就头疼，虽然也有固定格式，但多年因循，又没有一个统一的系统，查起来相当考验人的智商和耐心，还有体力。三司每年案卷数百万卷，千把吏人，几十个官员，能把数字理清的都是值得在史书上大书特书的了不起人物。
把案卷放下，徐平让郑召言留下，再唤几个熟手吏人来，帮着整理案卷。
徐平自己摊开纸分门别类记录，让郑召言带其他几人找数据，把最近日子的物价变动情况和商税收入的变化都列成表格，看起来一目了然。
物价并不是每天统计，看起来波动并不明显，商税收入则就显眼多了。自献俘大典之后商税一天比一天多，节节攀高，而且未来的日子还会更高。
商税是按货值收的，也就是说物价上涨和交易量增大都会导致商税增加，而以最近这些日子来看，毫无疑问物价上涨是商税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
把数据统计清楚，徐平对郑召言道：“明天，你带几个得力手下，到京城里的几个行市和热闹去处，看看现在物价到底如何，给我条列清楚报来。”
郑召言应诺，徐平便让他们抱着卷宗回去。
一个人坐在案几后面，徐平想着近日炭价暴涨的事。
供给小于需求，价格便就上涨，直到形成新的平衡，这是商业社会的客观规律，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主移。可现在很难说是商业社会，上至帝王下至官员也不想让这个社会变成商业社会，他们有自己的道理。
价格涨不涨官员们并不会怎么关心，直到影响到民生甚至影响到自己生活了，那就成了朝野关注的重大事件。商户在这个时候涨价一定是昧了良心，要不怎么古贤人都认为商人是社会的蛀虫呢。
出官家库存打压价格是第一步，如果第一步无效，开封知府张观也就无能为力，估计是要换人了。换个手段硬一些来的，然后强令炭行行户低价出售，在与商家的斗智斗勇中能不能占得上风，就是评价一个官员吏才的标准了。
徐平并不关心这些，官与商的争斗他不感兴趣，真正的民生问题是，逼着炭行把存的炭都卖出来，然后呢？
这个季节正是存炭的时候，无论炭行，还是皇宫，还是城里的富人大户，都才开始存炭不久，京城里的炭的库存确实不多。
突然间天气严寒，大雪封路，漕运不通，现在开封城缺炭是实打实的，就是用各种方法把库存的炭全部逼到市场上，全部卖出去，还是缺。相对需求来说，供给的缺口是硬的，并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这种时候，把有限的库存用强力逼到市场上，可能造成一场灾难，一场对下层穷苦百姓来说难以承受的灾难。
市场上的炭，哪怕以三百文一称半价出售，穷人还是买不起。就是价格再降一半，到一百五十文一称，他们依然买不起。当市场上的炭卖光，这些炭就进了富人最少也是中产之家里去，最下层的穷苦人家里依然还是只能用身子硬抗这寒冷的冬天。
到了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麻烦了。现在炭不管是在皇宫里，还是在三司库里，还是在炭行的库里，只要开封府有心，都能够集中起来。而等到进了人家，到那里候只怕皇上亲自出面也弄不出来了，下层民众难道就只能活活冻死？
想起盼盼在大柳树下面开心地拍着手笑的样子，徐平暗暗叹了口气，在案几上摊开纸张，写自己第一份真正对朝政建议的奏章。
做官这么多年，徐平的奏章从来都是例行公事，只要不是跟自己的职务直接相关，基本上就是不闻不问。这种心态很奇妙，他一直以为做官只是自己在这个世界生存不得不做的事情，从来没有当成自己的一份事业。
先写如今京城面临的取暖燃料的形势，炭价暴涨，由雪前每称三十文涨至六百文，原价每称四十五文的石炭（煤）也跟着涨到了每称一百五十文。虽然开封府置场卖炭，但并没有把炭价压下来，反而导致官存炭迅速流失，透支了以后处理紧张形势的本钱。
然后分析了城内的炭和石炭的供需情况，巨大的缺口是现实存在的，而如今采取的手段看似是在解决问题，实际上根本不会起到理想的作用。更可怕的是，这会导致仅有的取暖燃料加速进入社会上层人家，到了后边天气如果不能迅速好转，将会出现城里的大量下层百姓无炭取暖的情况。
贫苦人房子四处漏风，衣服不能保暖，如果北风劲吹，大量的人冻死冻伤都不稀奇。
到了那个时候，官府手中也没有炭，也没有征炭手段，无力救助，极可能会酿成人间惨祸。甚至无法取暖的人聚集起来，发生动乱也不稀奇。
跟这个年代的读书人相比，徐平的用语相当缓和，不像他们动不动危言耸听。但按现在方法行事的前景一片灰暗，徐平也写得明白。
最后，徐平要求开封府和三司配合，立即尽力搜罗城内所有的炭和石炭，形成必要的应急库存。首先就是罢劳而无功的许申铸钱，然后各官酒务等一切用炭而又可以暂停的地方全部停下来，所用炭由开封府和三司集中。
官府置场卖炭最多再坚持三日，如果形势没有好转，则必须立即停止，防止用于应付紧急情况的炭库存紧急流失。
三日之后，如果天气继续严寒，则由开封府组织强行实行取暖燃料的配给制，按户等口数分配取暖用炭和石炭，尽量向下层民众倾斜，避免大规模冻死人的事情出现。
写完之后，徐平把奏章封好，静静地坐了一会。
市场机制只能应付正常的社会形势，互通有无，甚至也能让社会财富增殖。但一旦面临紧急事态，市场机制便就会失灵，更会把社会危机加倍地放大。
这个年代的人认识不到这一点，也不清各种施政手段的本质和作用，依靠自己的感觉和经验行事，一不小心就酿成大祸。
有着前世的记忆，几乎是本能的，一到了紧急时刻，徐平首先就想到的是配给制。配给制不是好的制度，但却是救命的制度，可以利用有限的资源，以最小的总体代价渡过危机。只要把这最要命的时间渡过去，后续有无数的手段可以解决根本问题。
惟一可虑的，就是这个年代的统治者能不能理解这些建议，又有多大的可能去采纳这些建议。徐平不希望真地发生人间惨祸之后，执政者才想起自己的话的意义。
想起前些日子被中书退回的奏章，还有王随的评语，徐平有一种难言的滋味。
不同时代思想的碰撞，相互之间很难理解，最少现在徐平所面临的，不是谁说的对谁说的错，而是谁的官职更高，谁的权柄更大。
已经受过一次中书的斥责了，这一次的结果会如何，徐平不知道，但这是他为这个时在这个候所能做的惟一的事了。
国事好坏看宰相，徐平没有直奏皇上的权力，皇上也没有绕过中书直接插手管事的规矩，就看政事堂里的诸公，这次怎么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