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百二十一章 吃穷天下的藩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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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王就藩之后终生只能待在王府之内,其本人和子孙家人想要出王府散?34??步,都要写奏疏请皇帝批准,不得旨意私自出府形同谋逆!
到此时,福王谋逆的罪名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了。
锦衣卫在都司兵的带领下直扑城外迎恩寺,但那里除了一堆和尚什么都没有,拘押相关人等就地审问,迅速恢复秩序。
王府属官也被福王的死士杀了个干干净净,那些小官死了倒是好事,要不然监督不严的罪名肯定跑不掉,下狱、流放连累妻女都是少不了的事情,这一死朝廷还会给抚恤呢。
常威派出八百里加急连夜飞奔京城向皇帝禀报消息,福王的身后事,功过如何,怎样追谥,如何埋葬等等事宜自有宗人府和礼部操办,不用他操心。
粗略清理一下,王府财产就超过七百万两白银之巨,这简直顶得上朝廷大半年的财政收入了。而朱常洵的妻妾子女更加吓人,王府中有名份的妻妾共三十二位,不算跑了的长子朱由崧还有六十五个子女,大的二十多小的还在襁褓中。
一个王府正牌主人就有上百位,而这些人都要由朝廷财政养活,简直就是天大的大蛀虫啊。
不过,这些事轮不到常威操心,他想的是把王府中的东西全部搬回京师,岂料正在他盘算的时候,整个洛阳城鞭炮齐鸣,锣鼓震天,热闹的像过年一样。
“河南是什么风俗?正月十五都过了还这么热闹啊。”
常威刚嘀咕完,廉贞从外面奔进来道:“大人,洛阳大小官员,缙绅士子,父老乡亲,齐齐聚集在王府门外求见。”
常威腾地一下站了起来,“他们想干什么?福王谋逆铁证如山,难道他们想翻案不成?传令,”
“大人,你误会了,人家是来感谢咱们的啊。”廉贞哭笑不得地打断了他的话,“福王就藩十七年,祸害的洛阳城和河南省苦不堪言,如今福王一死,整个洛阳城喜气洋洋,只怕再过两天全河南都要奔走相告了。”
常威飞起一脚,笑骂道:“你这家伙,下次说话一口气说完,害的我瞎紧张。”
换好蟒龙袍跟着廉贞到了王府南门,以三司为首的官员各自行礼,而士绅百姓密压压的跪倒一大片,直把常威夸成了“青天大老爷”,锦衣卫个个目瞪口呆,直说办了这么多年案子,都是怕自己的,还没见过百姓夸奖锦衣卫呢。
常威连忙叫众人起来,说了些“福王谋反,奉旨办差”的官面话。
等众人散了,三司官员和士绅乡老设宴款待常威及一众高级军官,百姓们也送上酒肉犒赏千余锦衣卫。
酒宴上常威问起百姓们为何如此兴奋,福王又是如何祸害地方的,河南布政使和士子们一股脑儿的将缘由说了出来,常威又查了布政司资料才知大明宗室竟是国家最大的毒瘤!
大明立国二百多年,始终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藩王!
朱元璋开国之后,分封外藩,用藩王来巩卫朝廷。洪武年间分封的藩王,不但待遇优厚,而且军政权力极大。尤其是北方的宁王,燕王,谷王,辽王等,掌握着大明最精锐的武装,各个雄视天下。
对于这个制度的危险性,朱元璋是有预判的,因而对藩王的管理非常严格:规矩多到穿衣服不对,盖房子出格,出门仪式招摇等事都可能按上“违制”的罪名,按谋反来处理。
但老朱前脚一走,后脚想削藩的孙子朱允炆,就被燕王朱棣‘清君侧靖难’给赶下台了。作为藩王叛乱的胜利者,永乐皇帝朱棣在坐稳皇位之后,立即大张旗鼓的进行侄儿未竞的事业--削藩。
朱棣的兄弟中除了早死的秦王,素有贤名的蜀王、周王等少数人,大多数劣迹斑斑。要找明目很容易,最先倒霉的是宁王朱权,早年宁王坐镇北疆,手握重兵,结果被朱棣夺了兵权,绑架着造了反。
朱棣曾说要跟宁王并分天下,等坐了天下非但不提此事,反而夺了宁王兵权,封到江西。宁王一看大事不妙,索性寄情山水,潜心向学,最终成了大学问家;另一位周王朱橚,被敲打几次后也成了大学问家。这两个算是识趣的。
其它一些不安份的杀的杀囚的囚,凭借永乐大帝的雄才大略,总算是搞定了藩王兄弟们。朝廷权力是得到了保障,可如此一来,辽东、宣府等边地防务大大削弱,只能依靠当地部落来镇守,后来努尔哈赤起家,算是这时候种下的苦果。
朱棣还规定,藩王不能结交官府,不许从事士农工商各业,连出王府也要上奏,至此以后,所谓皇亲贵胄,位高权重的藩王们,就变成了一群锦衣玉食的高级囚徒。
永乐朝严厉削藩之后,藩王们政治前途完蛋,只能追求生活享受。大明分封最大的麻烦是历代不断不停的分封,只要是皇室子弟,就要分封爵位,就要用朝廷财政养活。
大明皇帝的其他儿子封亲王,亲王世子袭爵,其他儿子都是郡王。郡王长子袭爵,其子封镇国将军,其子封辅国将军,其子封奉国将军,其子封镇国中尉,如此世代传承下去,靠国家财政养活的宗室寄生虫们,成几何倍数代代暴增。
这些人的开销,是让朝廷无比头疼的问题:亲王年俸禄米一万石,郡王两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其他的各类爵位依次递减,累积下来就成了一个天文数字;此外,还有每年不固定的各色赏赐,很多时候比年俸更多。
就这样藩王们还满腹怨言,因为他们原本是天皇贵胄,却没有政治前途,吃饭穿衣一言一行都受限制,他们唯一的自由是玩女人生孩子!
藩王们逮着这个唯一的机会使劲生,生了就有优厚的待遇,宗亲从十岁开始就有年俸,傻子才不多生呢,世代繁衍下来,宗室就成了灾难。
大明的藩王到底有多能生呢?弘治五年,山西巡抚汇报: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共生育子女九十四名,庆成王的长子子女七十,孙子一百六十三,曾孙辈更多达五百一十人。仅仅一个庆成王的直系后代在一百三十年前就达到了七八百人,再加上众多的妻妾女眷,整个庆成王府中,“正牌主子”就超过千人。
后代的庆成王光儿子就多达一百余人,以致于每次节庆家庭聚餐,同胞兄弟们见面,都要先由人介绍一番,否则彼此都不认识。正所谓“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到了正德初年,庆成王府终于弄不清自己家的人口了,焦虑地向皇帝上奏请宗人府帮忙查人数……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在这种难以想象的生殖速度面前,藩王由明初十几家百十口人,到嘉靖初达三十万,万历年间长到六十万,天启年间更是有百万之巨。
嘉靖年间御史林润上奏:天下供应京城的粮食,每年四百万石,但各王府消耗国家粮食,每年却达八百万石;军事重镇山西,每年存粮一百九十万石,当地王府消耗三百多万石;河南存粮九十四万石,藩王消耗一百九十多万。也就是说全国的税粮加起来,也填不饱藩王肚子。
除了这些固定的财政补贴,各地的藩王也是生财有道。最常见的套路是“钦赐”,也就是向朝廷讨要土地。最厉害的就是常威收拾这位福王,朱常洵就藩的时候讨要良田四万顷,因为朝臣反对的太厉害只给了一半二万顷。
但经过河南绅士诉苦后常威才知道,后来万历皇帝还是,通过赏赐等方式给福王朱常洵凑够了四万顷良田。
这样做的恶果,自不待言:肥了藩王,坏了朝廷财政,赐出去多少田地,朝廷就流失多少收入,外加每年巨额的藩王赏赐,哪怕是太平年月朝廷也捉襟见肘。一赶上灾荒打仗,更是急的户部和皇帝团团转。
即使如此,藩王们还要侵占民田。常用的套路:一是造假,把看中的好田地,勾结官府指认成荒地,求得朝廷赐予,然后强行侵占。二是投献,很多交不起税的小民,自愿把田地放在藩王名下,以此来逃避税赋。
如此一来,大明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河南更是土地兼并的重灾区,号称“中州地半入藩府”,一半的良田都被藩王占了,百姓们能有好日子过吗?
鉴于情势如此严峻,历代君臣、有识之士,也想尽办法,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嘉靖年间的《宗藩条例》。
嘉靖七年朝廷收入一千三百万两,支出却高达二千四百万两,占支出项目第一位的就是宗室开支;占第二位的叫武职开支,其实就是供养藩王以下的镇国将军、辅国将军之类蛀虫,总之朝廷八成收入要养这帮人。
嘉靖君臣发现以百姓有限的税粮,无法养活无限繁衍的藩王。因而,经过长达两年之久的讨论,出台了著名的《宗藩条例》。
内容共六十七条,核心者有二:一,严格限制藩王们的妻妾人数,娶大小老婆要礼部审核,子弟赐爵,更要审查;二,对藩王开支进行核算,削减大笔无用开支,减少年俸。
因为这部条例,才为嘉靖之后的“隆万中兴”打下基础,但这个著名的条例,却难以治本。不但对于朝廷赐予藩王土地没有数量限制,关键的“定子女”一条,也未落实,藩王寄生虫的角色丝毫未变。
而对于诸多藩王子弟来说,《宗藩条例》还带来一个恶果:藩王后代请爵,封赐,都要礼部决断,随着朝廷财政日益拮据,礼部对此卡的也越发严格。得不到名分的藩王,既没有国家养,更无法入民籍自食其力的工作,就此没了活路。甚至好些藩王因为得不到名分,又不许出去工作,竟然活活饿死。
了解藩王这一巨大难题后,常威奋笔疾书: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故自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下,多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常号呼道路,聚诟有司,守土之臣,每惧生变,若不革除积弊,必为国家大患!
写完常威拎着书信叹息:“藩王这一吃穷天下的寄生虫,是时候做出改变了!”(未完待续。)
藩王就藩之后终生只能待在王府之内,其本人和子孙家人想要出王府散?34??步,都要写奏疏请皇帝批准,不得旨意私自出府形同谋逆!
到此时,福王谋逆的罪名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了。
锦衣卫在都司兵的带领下直扑城外迎恩寺,但那里除了一堆和尚什么都没有,拘押相关人等就地审问,迅速恢复秩序。
王府属官也被福王的死士杀了个干干净净,那些小官死了倒是好事,要不然监督不严的罪名肯定跑不掉,下狱、流放连累妻女都是少不了的事情,这一死朝廷还会给抚恤呢。
常威派出八百里加急连夜飞奔京城向皇帝禀报消息,福王的身后事,功过如何,怎样追谥,如何埋葬等等事宜自有宗人府和礼部操办,不用他操心。
粗略清理一下,王府财产就超过七百万两白银之巨,这简直顶得上朝廷大半年的财政收入了。而朱常洵的妻妾子女更加吓人,王府中有名份的妻妾共三十二位,不算跑了的长子朱由崧还有六十五个子女,大的二十多小的还在襁褓中。
一个王府正牌主人就有上百位,而这些人都要由朝廷财政养活,简直就是天大的大蛀虫啊。
不过,这些事轮不到常威操心,他想的是把王府中的东西全部搬回京师,岂料正在他盘算的时候,整个洛阳城鞭炮齐鸣,锣鼓震天,热闹的像过年一样。
“河南是什么风俗?正月十五都过了还这么热闹啊。”
常威刚嘀咕完,廉贞从外面奔进来道:“大人,洛阳大小官员,缙绅士子,父老乡亲,齐齐聚集在王府门外求见。”
常威腾地一下站了起来,“他们想干什么?福王谋逆铁证如山,难道他们想翻案不成?传令,”
“大人,你误会了,人家是来感谢咱们的啊。”廉贞哭笑不得地打断了他的话,“福王就藩十七年,祸害的洛阳城和河南省苦不堪言,如今福王一死,整个洛阳城喜气洋洋,只怕再过两天全河南都要奔走相告了。”
常威飞起一脚,笑骂道:“你这家伙,下次说话一口气说完,害的我瞎紧张。”
换好蟒龙袍跟着廉贞到了王府南门,以三司为首的官员各自行礼,而士绅百姓密压压的跪倒一大片,直把常威夸成了“青天大老爷”,锦衣卫个个目瞪口呆,直说办了这么多年案子,都是怕自己的,还没见过百姓夸奖锦衣卫呢。
常威连忙叫众人起来,说了些“福王谋反,奉旨办差”的官面话。
等众人散了,三司官员和士绅乡老设宴款待常威及一众高级军官,百姓们也送上酒肉犒赏千余锦衣卫。
酒宴上常威问起百姓们为何如此兴奋,福王又是如何祸害地方的,河南布政使和士子们一股脑儿的将缘由说了出来,常威又查了布政司资料才知大明宗室竟是国家最大的毒瘤!
大明立国二百多年,始终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藩王!
朱元璋开国之后,分封外藩,用藩王来巩卫朝廷。洪武年间分封的藩王,不但待遇优厚,而且军政权力极大。尤其是北方的宁王,燕王,谷王,辽王等,掌握着大明最精锐的武装,各个雄视天下。
对于这个制度的危险性,朱元璋是有预判的,因而对藩王的管理非常严格:规矩多到穿衣服不对,盖房子出格,出门仪式招摇等事都可能按上“违制”的罪名,按谋反来处理。
但老朱前脚一走,后脚想削藩的孙子朱允炆,就被燕王朱棣‘清君侧靖难’给赶下台了。作为藩王叛乱的胜利者,永乐皇帝朱棣在坐稳皇位之后,立即大张旗鼓的进行侄儿未竞的事业--削藩。
朱棣的兄弟中除了早死的秦王,素有贤名的蜀王、周王等少数人,大多数劣迹斑斑。要找明目很容易,最先倒霉的是宁王朱权,早年宁王坐镇北疆,手握重兵,结果被朱棣夺了兵权,绑架着造了反。
朱棣曾说要跟宁王并分天下,等坐了天下非但不提此事,反而夺了宁王兵权,封到江西。宁王一看大事不妙,索性寄情山水,潜心向学,最终成了大学问家;另一位周王朱橚,被敲打几次后也成了大学问家。这两个算是识趣的。
其它一些不安份的杀的杀囚的囚,凭借永乐大帝的雄才大略,总算是搞定了藩王兄弟们。朝廷权力是得到了保障,可如此一来,辽东、宣府等边地防务大大削弱,只能依靠当地部落来镇守,后来努尔哈赤起家,算是这时候种下的苦果。
朱棣还规定,藩王不能结交官府,不许从事士农工商各业,连出王府也要上奏,至此以后,所谓皇亲贵胄,位高权重的藩王们,就变成了一群锦衣玉食的高级囚徒。
永乐朝严厉削藩之后,藩王们政治前途完蛋,只能追求生活享受。大明分封最大的麻烦是历代不断不停的分封,只要是皇室子弟,就要分封爵位,就要用朝廷财政养活。
大明皇帝的其他儿子封亲王,亲王世子袭爵,其他儿子都是郡王。郡王长子袭爵,其子封镇国将军,其子封辅国将军,其子封奉国将军,其子封镇国中尉,如此世代传承下去,靠国家财政养活的宗室寄生虫们,成几何倍数代代暴增。
这些人的开销,是让朝廷无比头疼的问题:亲王年俸禄米一万石,郡王两千石,镇国将军一千石,辅国将军八百石;其他的各类爵位依次递减,累积下来就成了一个天文数字;此外,还有每年不固定的各色赏赐,很多时候比年俸更多。
就这样藩王们还满腹怨言,因为他们原本是天皇贵胄,却没有政治前途,吃饭穿衣一言一行都受限制,他们唯一的自由是玩女人生孩子!
藩王们逮着这个唯一的机会使劲生,生了就有优厚的待遇,宗亲从十岁开始就有年俸,傻子才不多生呢,世代繁衍下来,宗室就成了灾难。
大明的藩王到底有多能生呢?弘治五年,山西巡抚汇报:山西的庆成王朱钟镒共生育子女九十四名,庆成王的长子子女七十,孙子一百六十三,曾孙辈更多达五百一十人。仅仅一个庆成王的直系后代在一百三十年前就达到了七八百人,再加上众多的妻妾女眷,整个庆成王府中,“正牌主子”就超过千人。
后代的庆成王光儿子就多达一百余人,以致于每次节庆家庭聚餐,同胞兄弟们见面,都要先由人介绍一番,否则彼此都不认识。正所谓“每会,紫玉盈坐,至不能相识”。到了正德初年,庆成王府终于弄不清自己家的人口了,焦虑地向皇帝上奏请宗人府帮忙查人数……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在这种难以想象的生殖速度面前,藩王由明初十几家百十口人,到嘉靖初达三十万,万历年间长到六十万,天启年间更是有百万之巨。
嘉靖年间御史林润上奏:天下供应京城的粮食,每年四百万石,但各王府消耗国家粮食,每年却达八百万石;军事重镇山西,每年存粮一百九十万石,当地王府消耗三百多万石;河南存粮九十四万石,藩王消耗一百九十多万。也就是说全国的税粮加起来,也填不饱藩王肚子。
除了这些固定的财政补贴,各地的藩王也是生财有道。最常见的套路是“钦赐”,也就是向朝廷讨要土地。最厉害的就是常威收拾这位福王,朱常洵就藩的时候讨要良田四万顷,因为朝臣反对的太厉害只给了一半二万顷。
但经过河南绅士诉苦后常威才知道,后来万历皇帝还是,通过赏赐等方式给福王朱常洵凑够了四万顷良田。
这样做的恶果,自不待言:肥了藩王,坏了朝廷财政,赐出去多少田地,朝廷就流失多少收入,外加每年巨额的藩王赏赐,哪怕是太平年月朝廷也捉襟见肘。一赶上灾荒打仗,更是急的户部和皇帝团团转。
即使如此,藩王们还要侵占民田。常用的套路:一是造假,把看中的好田地,勾结官府指认成荒地,求得朝廷赐予,然后强行侵占。二是投献,很多交不起税的小民,自愿把田地放在藩王名下,以此来逃避税赋。
如此一来,大明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河南更是土地兼并的重灾区,号称“中州地半入藩府”,一半的良田都被藩王占了,百姓们能有好日子过吗?
鉴于情势如此严峻,历代君臣、有识之士,也想尽办法,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嘉靖年间的《宗藩条例》。
嘉靖七年朝廷收入一千三百万两,支出却高达二千四百万两,占支出项目第一位的就是宗室开支;占第二位的叫武职开支,其实就是供养藩王以下的镇国将军、辅国将军之类蛀虫,总之朝廷八成收入要养这帮人。
嘉靖君臣发现以百姓有限的税粮,无法养活无限繁衍的藩王。因而,经过长达两年之久的讨论,出台了著名的《宗藩条例》。
内容共六十七条,核心者有二:一,严格限制藩王们的妻妾人数,娶大小老婆要礼部审核,子弟赐爵,更要审查;二,对藩王开支进行核算,削减大笔无用开支,减少年俸。
因为这部条例,才为嘉靖之后的“隆万中兴”打下基础,但这个著名的条例,却难以治本。不但对于朝廷赐予藩王土地没有数量限制,关键的“定子女”一条,也未落实,藩王寄生虫的角色丝毫未变。
而对于诸多藩王子弟来说,《宗藩条例》还带来一个恶果:藩王后代请爵,封赐,都要礼部决断,随着朝廷财政日益拮据,礼部对此卡的也越发严格。得不到名分的藩王,既没有国家养,更无法入民籍自食其力的工作,就此没了活路。甚至好些藩王因为得不到名分,又不许出去工作,竟然活活饿死。
了解藩王这一巨大难题后,常威奋笔疾书:惟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故自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下,多不能自存,饥寒困辱,势所必至,常号呼道路,聚诟有司,守土之臣,每惧生变,若不革除积弊,必为国家大患!
写完常威拎着书信叹息:“藩王这一吃穷天下的寄生虫,是时候做出改变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