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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出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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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1月16日,那是我出嫁的一天。我以为那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在大多数女人看来,一辈子的幸福从嫁人这天就开始了。可是就算圣人也很难保证往后的生活里,只有幸福没有苦难。因为有些时候,圣人也是错的,他们说的话也不见得是全对的。
昨天中午,我跟我爹、我娘在家里炕上吃饭时。我姐带着她的两个幼小儿女,还有我那身子矮小,面黄骨瘦的姐夫从离家三十多里的地区风尘仆仆的赶了回来。
我姐小时爱哼曲,放学走在路上,一边蹦跶嘴边还不停的哼哼,一刻也停歇不了。不曾想她长大后就爱上了唱歌,六、七年前,她嫁给了外地一个吹喇叭的男人。后来,我姐就和那男人生下一儿一女。他们夫妇二人靠吹唱为生,姐夫吹唢呐,我姐敲铜鼓。哪里有红白事,他们就要去哪里赶场。一年里,他们几乎每日都在四处奔走。
我姐有时跟我说,亏着她会唱弹打鼓的手艺,才让她这些年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我们没见过的新奇玩意。她说这话时常常笑着,可我却明白那些笑容背后的辛酸,我娘更是时常为她这个辛苦的大女子感到心疼的很。
我还有个哥哥,叫杨三楞,二十来岁时就是我们村里有名的混子。村里人都叫他“黑皮?”,我哥先前不在村里住着,两年前才回到村里。之前他在外县卖甜瓜,也不知在哪瞧上了一个女子。
没过多久,我哥便稀里糊涂的和那个女人结了婚,还在当地租了一个砖房住了下来。过了一两年,女人嫌弃他好吃懒做。一个天不亮的清早,她竟撇下半岁大的女儿悄悄的离家出走了。可怜了我那未过满月的外甥女,刚出生就“没了”妈妈。
我哥为了不打光棍,再娶一个婆姨,只好将他那半岁大的女儿托付给我娘,让她来照料。后来,我哥就又娶了一个女人——叫郭改花。郭改花那个村子的人都说她脑子有点不正常,说她是疯子,可我不太清楚。她给我哥生了两个娃,女儿叫杨娜,儿子叫杨伟。
细柳村中有条不知名的小河,水量不大却常年在流。没有人知道它在这个村子到底流淌了多少年,甚至村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也不知道。这条清的见底的河将细柳村一分为二,我哥住在村子的下头,我跟爹娘则住在上头。过了河能见到一条土坡路,我家就在坡上不远处。
冬日里,天格外亮的迟。夏日五六点这个时候,庄稼人早已都赶忙出山了。而此刻的世界却依旧一片漆黑寂静,眼前的这个小山村如同婴儿般在黑暗中酣睡着。
万物是这般的宁静,此时只有那条小河,正静悄悄的流淌着。没一会,村里几处地方竟亮起了黄昏般的灯光,它们稀稀疏疏的却也无疑给这个幽静的黑夜增添了一些温暖。
黑夜里,一阵鸡鸣打破了这份宁静,那声音悠长且嘹亮却又显得格外孤独。劳累了一天正在沉睡中的人们,或许会被这声鸡鸣唤醒,但他们绝不会知道这股熟悉却又刺耳的声音,究竟是从哪个院子里传出来的。鸡鸣声没过多久,村里几处人家的院子里便发出了响动。
是的,村里最不会偷懒的就是公鸡,天不亮它就急忙睁眼,紧接着打鸣叫喊。而庄稼人就是公鸡的跟屁虫,鸡一叫,就忙着起炕下地,他们才不管天黑不黑。
尽管外面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到,他们也绝不躲在被窝里。他们只要在院子里溜达会,等天色渐渐亮起来,稍微看得清一点光,他们就会拿起锄头朝山里走去。是啊,比起秋天丰收时闪着黄灿灿光芒的粮食,温暖滚烫的被窝又算的了什么!就算天黑咕隆咚的,但对于庄稼人来说,他们也早已习惯了。
我爹却是个例外,他不同于别的庄稼人。虽说每日里我爹起的跟鸡一样早,但他却懒了一辈子。我爹起床下地后,不做一毛钱的事。他经常两条腿盘坐在院子里的大青石板上,一个人抽着烟斗,目光呆滞的看着山对面。
若有勤快的老汉上山种地正巧经过时,我爹定要跟他招招手顺带再呦呵两嗓子,然后对着人家咧开嘴笑着,那模样像极了村里那些头上箍着白毛巾的七老八十的老大爷。平常我爹起炕没多久,我娘也起了。我娘只要看到我爹与人搭话不干活,总是要敞开嗓子大骂。
“一天天的,屁的事儿不做。就知道说三道四。”她这声音能传出好几里地。
我爹在外面老实、与人恭恭敬敬,逢人就说说笑笑,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好人。一回到家,他像变了个人儿似的,容不得我娘讲他半点不好。可我娘这人爱絮叨,每次不由得就会说多。一说多,我爹就会动手打我娘。
小时候,我爹打我娘的次数并不多,但我只要看到他们打架的场面,立马就会心惊肉跳,吓得我赶紧搂住大我几岁的姐姐躲在被窝里一起哭。而我哥那时早已不知道跑到谁家院子里去玩了。慢慢的,许是见多了的缘故,之后我也就习以为常了。
我娘她并非没来由说我爹,我爹整日游手好闲,用我娘的话说,他就是个好吃懒做的货。1976年,我刚出生。过了两年,我哥已经长到七八岁。包产到户已经落实在每家每户,我家因此也分得了十几亩的山地(耕地),而我爹却宁可让地荒了也懒的照料。啊!我的爹啊,十几年来他一直是一副懒拖拖的样子,这不得不把我娘逼成一个男人家。
我娘管教不了我爹,便只好自己操持着家里的一切。一个人拾柴火,一个人种地。我哥我姐长到了懂事的年纪,也时常帮我娘忙里忙外。尽管这样,那时候我家上上下下依旧穿着补丁打补丁的衣服,喝着那碗永远也喝不饱的稀饭。
吃饭时,稍不注意就有一丝半缕的土丝从眼前划过狠狠的掉在碗里的粮食上。我们不敢倒掉,只好把碗口一斜,将粘在粮食上的脏东西使劲吹几下,继续喝着那碗不稠不稀的小米粥。
是啊!我娘是个寻常妇道人家,那时候女人能有多少本事啊!但没有办法,遇到我爹那种懒鬼,她只能任劳任怨的操劳。好在我家有三孔土窑洞,虽不是砖窑,但也不至于露宿街头。
平日里,我娘只要开口骂我爹,就要捎带提起他之前做的蠢事,我爹只要听到那件事就会立马和我娘翻脸,他容不得我娘提起那件事。
我家本不是这样的穷苦,我爹的老子也就是我的爷爷。在新中国刚成立那会,是村里颇有名气的地主、乡绅。就连县城里的大人物见了我爷爷,都得对他毕恭毕敬,尊称他一声“杨老爷。”
我爷爷家境实在殷实、光景不是一般的好,听我娘说,那时候光家中地窖下的袁大头就有十几筐。我爹本不是我爷爷生下的,他本该叫我爷爷“叔”。怎奈我爷爷膝下无一子,我爹这才被他老子过继给我爷爷,从此改口叫成了“爹”。
打那时起,我爹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吃穿根本不愁,这才造就了他的这副懒样子。可自从“打倒地主”的猛风一夜刮起后,我爹就再也没过过一天吃穿不愁的日子。
1997年,11月16日,那是我出嫁的一天。我以为那是我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在大多数女人看来,一辈子的幸福从嫁人这天就开始了。可是就算圣人也很难保证往后的生活里,只有幸福没有苦难。因为有些时候,圣人也是错的,他们说的话也不见得是全对的。
昨天中午,我跟我爹、我娘在家里炕上吃饭时。我姐带着她的两个幼小儿女,还有我那身子矮小,面黄骨瘦的姐夫从离家三十多里的地区风尘仆仆的赶了回来。
我姐小时爱哼曲,放学走在路上,一边蹦跶嘴边还不停的哼哼,一刻也停歇不了。不曾想她长大后就爱上了唱歌,六、七年前,她嫁给了外地一个吹喇叭的男人。后来,我姐就和那男人生下一儿一女。他们夫妇二人靠吹唱为生,姐夫吹唢呐,我姐敲铜鼓。哪里有红白事,他们就要去哪里赶场。一年里,他们几乎每日都在四处奔走。
我姐有时跟我说,亏着她会唱弹打鼓的手艺,才让她这些年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我们没见过的新奇玩意。她说这话时常常笑着,可我却明白那些笑容背后的辛酸,我娘更是时常为她这个辛苦的大女子感到心疼的很。
我还有个哥哥,叫杨三楞,二十来岁时就是我们村里有名的混子。村里人都叫他“黑皮?”,我哥先前不在村里住着,两年前才回到村里。之前他在外县卖甜瓜,也不知在哪瞧上了一个女子。
没过多久,我哥便稀里糊涂的和那个女人结了婚,还在当地租了一个砖房住了下来。过了一两年,女人嫌弃他好吃懒做。一个天不亮的清早,她竟撇下半岁大的女儿悄悄的离家出走了。可怜了我那未过满月的外甥女,刚出生就“没了”妈妈。
我哥为了不打光棍,再娶一个婆姨,只好将他那半岁大的女儿托付给我娘,让她来照料。后来,我哥就又娶了一个女人——叫郭改花。郭改花那个村子的人都说她脑子有点不正常,说她是疯子,可我不太清楚。她给我哥生了两个娃,女儿叫杨娜,儿子叫杨伟。
细柳村中有条不知名的小河,水量不大却常年在流。没有人知道它在这个村子到底流淌了多少年,甚至村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也不知道。这条清的见底的河将细柳村一分为二,我哥住在村子的下头,我跟爹娘则住在上头。过了河能见到一条土坡路,我家就在坡上不远处。
冬日里,天格外亮的迟。夏日五六点这个时候,庄稼人早已都赶忙出山了。而此刻的世界却依旧一片漆黑寂静,眼前的这个小山村如同婴儿般在黑暗中酣睡着。
万物是这般的宁静,此时只有那条小河,正静悄悄的流淌着。没一会,村里几处地方竟亮起了黄昏般的灯光,它们稀稀疏疏的却也无疑给这个幽静的黑夜增添了一些温暖。
黑夜里,一阵鸡鸣打破了这份宁静,那声音悠长且嘹亮却又显得格外孤独。劳累了一天正在沉睡中的人们,或许会被这声鸡鸣唤醒,但他们绝不会知道这股熟悉却又刺耳的声音,究竟是从哪个院子里传出来的。鸡鸣声没过多久,村里几处人家的院子里便发出了响动。
是的,村里最不会偷懒的就是公鸡,天不亮它就急忙睁眼,紧接着打鸣叫喊。而庄稼人就是公鸡的跟屁虫,鸡一叫,就忙着起炕下地,他们才不管天黑不黑。
尽管外面黑乎乎的什么都看不到,他们也绝不躲在被窝里。他们只要在院子里溜达会,等天色渐渐亮起来,稍微看得清一点光,他们就会拿起锄头朝山里走去。是啊,比起秋天丰收时闪着黄灿灿光芒的粮食,温暖滚烫的被窝又算的了什么!就算天黑咕隆咚的,但对于庄稼人来说,他们也早已习惯了。
我爹却是个例外,他不同于别的庄稼人。虽说每日里我爹起的跟鸡一样早,但他却懒了一辈子。我爹起床下地后,不做一毛钱的事。他经常两条腿盘坐在院子里的大青石板上,一个人抽着烟斗,目光呆滞的看着山对面。
若有勤快的老汉上山种地正巧经过时,我爹定要跟他招招手顺带再呦呵两嗓子,然后对着人家咧开嘴笑着,那模样像极了村里那些头上箍着白毛巾的七老八十的老大爷。平常我爹起炕没多久,我娘也起了。我娘只要看到我爹与人搭话不干活,总是要敞开嗓子大骂。
“一天天的,屁的事儿不做。就知道说三道四。”她这声音能传出好几里地。
我爹在外面老实、与人恭恭敬敬,逢人就说说笑笑,是村里出了名的老好人。一回到家,他像变了个人儿似的,容不得我娘讲他半点不好。可我娘这人爱絮叨,每次不由得就会说多。一说多,我爹就会动手打我娘。
小时候,我爹打我娘的次数并不多,但我只要看到他们打架的场面,立马就会心惊肉跳,吓得我赶紧搂住大我几岁的姐姐躲在被窝里一起哭。而我哥那时早已不知道跑到谁家院子里去玩了。慢慢的,许是见多了的缘故,之后我也就习以为常了。
我娘她并非没来由说我爹,我爹整日游手好闲,用我娘的话说,他就是个好吃懒做的货。1976年,我刚出生。过了两年,我哥已经长到七八岁。包产到户已经落实在每家每户,我家因此也分得了十几亩的山地(耕地),而我爹却宁可让地荒了也懒的照料。啊!我的爹啊,十几年来他一直是一副懒拖拖的样子,这不得不把我娘逼成一个男人家。
我娘管教不了我爹,便只好自己操持着家里的一切。一个人拾柴火,一个人种地。我哥我姐长到了懂事的年纪,也时常帮我娘忙里忙外。尽管这样,那时候我家上上下下依旧穿着补丁打补丁的衣服,喝着那碗永远也喝不饱的稀饭。
吃饭时,稍不注意就有一丝半缕的土丝从眼前划过狠狠的掉在碗里的粮食上。我们不敢倒掉,只好把碗口一斜,将粘在粮食上的脏东西使劲吹几下,继续喝着那碗不稠不稀的小米粥。
是啊!我娘是个寻常妇道人家,那时候女人能有多少本事啊!但没有办法,遇到我爹那种懒鬼,她只能任劳任怨的操劳。好在我家有三孔土窑洞,虽不是砖窑,但也不至于露宿街头。
平日里,我娘只要开口骂我爹,就要捎带提起他之前做的蠢事,我爹只要听到那件事就会立马和我娘翻脸,他容不得我娘提起那件事。
我家本不是这样的穷苦,我爹的老子也就是我的爷爷。在新中国刚成立那会,是村里颇有名气的地主、乡绅。就连县城里的大人物见了我爷爷,都得对他毕恭毕敬,尊称他一声“杨老爷。”
我爷爷家境实在殷实、光景不是一般的好,听我娘说,那时候光家中地窖下的袁大头就有十几筐。我爹本不是我爷爷生下的,他本该叫我爷爷“叔”。怎奈我爷爷膝下无一子,我爹这才被他老子过继给我爷爷,从此改口叫成了“爹”。
打那时起,我爹成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吃穿根本不愁,这才造就了他的这副懒样子。可自从“打倒地主”的猛风一夜刮起后,我爹就再也没过过一天吃穿不愁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