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六 唐宋变革后文化的质变（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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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庭院——人工制造景观
米芾的这幅作品画是《研山铭》手卷，水墨纸本，高36厘米，长138厘米，分三段。所谓“研山”，其实就是盆景。
砚石古又称“研山”，属文房石类。米芾不仅收藏、赏玩各种天然奇石，还是个痴迷如命的收藏和研究砚石的先驱者之一。他所著《砚史》，《四库全书提要》曾给予很高评价，对后世研究砚石的影响很大。
米芾对中华古典赏石文化的最大贡献是他通过长期的赏石实践，以一个艺术家独到的审美体验，先后成就了一部《砚史》和言简意赅的“相石四法”。
米芾作为北宋著名的画家，处在一个文人画的成熟时代，其绘画题材十分广泛，人物、山水、松石、梅、兰、竹、菊无所不画；米芾在山水画上成就最大，但他不喜欢危峰高耸、层峦叠嶂的北方山水，更欣赏的是江南水乡瞬息万变的“烟云雾景”，“天真平淡”，“不装巧趣”的风貌；所以米芾在艺术风格里追求的是自然。他所创造的“米氏云山”都是信笔作来，烟云掩映。
米芾的绘画源出董源。董氏的绘画多写江南山色，米芾已有的评述都是从整体气氛着眼的，但米芾并没有从中寻找适合表达的东西。
米芾的成功在于通过某种墨戏的态度和母题选择达到他认可的文人趣味，米芾意识到改变传统的绘画程式和技术标准来达到新的趣味的目的。
从外地运来石头装点庭院，人工制造自然景观，据说始于唐代的白居易。他从自己任职的苏州和杭州等地，把自己喜欢的石头运回洛阳家中装点自己的庭园。唐时都城西为长安，东为洛阳，到了宋朝长安城做京兆府，为永兴军路政府所在地，地位比四京还低，仅为一地方城市。而洛阳，虽然只是宋朝京西北路的中心河南府城，但是却作为西京具有陪都的地位。
宋神宗时期，因为与首都开封保持有适当距离，洛阳于是成为批判新法党的代表人物的聚居之地。他们因为被迫远离政治事务，只能住在洛阳悠闲度日，不免互相走动高谈阔论。而走动议论的一个重要场所，就是庭院。
这些庭院不像早于白居易五十年的诗人王维在长安郊外修建的那个著名的辋川山庄，那种“空山不见人”似的规模宏大。正因此，才有必要在院内极小的空间内修筑山、挖水池，从远处运来巨石配置，人工制造迷你深山的感觉。
《水浒传》中著名的倒霉武官青面兽杨志先后弄丢了花石纲和生辰纲。
花石纲是中国历史上专门运送奇花异石以满足皇帝喜好的特殊运输交通名称。始见于北宋徽宗时，是由皇室直接掌管、专人负责的中央机构，杭州设“造作局”、苏州设“应奉局”。这也就是为什么可以调动制使的原因。所谓的花石，包罗万象，指的时奇花异木、怪石古玩、动物制品、书画、金银、刺绣、雕刻、绸缎等等，是专门供皇帝享用的。
“纲”意指一个运输船队，往往是十艘船称一“纲”。货物按照一定的大小或重量，被分成的组进行运输，这叫做“纲运”。一组叫做一纲。负责押送花石纲和生辰纲的人员组成各有不同。花石纲的押送由朝廷委派的制使负责，杨志的生辰纲则是右大名府的厢军负责。
生辰纲，唐、宋时期是指编队运送的成批生日礼物。
当时喜欢石头的不只是皇帝一个人，即使没有能力组成，团团圆来搬运，但是建造庭院也是离不开巨石的，不仅造园他们甚至把石头都搬进了室内，大部分都是为了观赏，但是如果能作为文具文房道具使用，他们就称之为砚台或文镇。
米芾也是一个用盆石装点书斋的爱好者。他在名石产地当地方官的时候，只管收集奇石，不用心工作。
庭院变成了迷你的盆石，士大夫们从盆石中看到大自然的风景。不用说，盆栽也是出于同样的审美观。这种心性，也与禅的思想相通。庭院是大自然的象征，而其山水的源流其实就在这里。
深深的庭院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审美空间，使文人士大夫能够与社会俗务保持一定的距离，实现了他们诗意化的生存追求，同时，庭院意象也折射出宋代词人保守、内敛的文化心态。庭院与宋代柔弱、保守的时代背景，以及文人士大夫的避祸心理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庭院能够作为审美对象，也与宋代园林艺术的发展，以及文人士大夫受园林艺术的熏陶有一定的关系。
庭院文化的形成也与宋代哲学思想有一定的关系。儒家文化发展到宋代嬗变为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宋代理学家建立起来的儒家意识形态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它一方面将宇宙的起源，运行规则等与人伦纲常和社会结构对应起来，使中国哲学有了丰厚的形而上根据，另一方面，又将天理和人心对应起来，强调内心对人伦秩序和社会规范的自觉性，将外在约束内化为个体的内在修养。
这种哲学观念，一方面使文人更多地关注自我人格修养，另一方面也使文人普遍失去外向开拓的精神和征服世界的魄力，从而养成文人士大夫克己、自持、谨慎，小心的心理品性。这种内敛的甚至有些猥琐之气的心理品性与庭院的封闭和保守性之间有着意志同构的关系，因而宋代文人很容易倾向于以庭院意向表达内心情怀。
宋代的庭院也有着道教和禅宗思想的影子。在宋代道教颇为流行，真宗、徽宗、理宗等皇帝都信奉道教，从而使崇尚自然，宁静淡泊的审美追求，在士大夫中得到了发扬，在宁静幽深的庭院中，道家和道教文化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禅宗抛弃了佛教的外在戒律，追求内心的清净，这对宋代士大夫的影响也是相当深远的。
宋代士大夫中苏轼、黄庭坚等都热衷于与寺僧往来，并自名为居士。在禅宗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宋代文人追求自我精神解脱，追求内心宁静的思想倾向。
宋代庭院崇尚自然的品格、静谧空寂的氛围，正契合了文人士大夫的内心要求，庭院成为宋代文人文化精神的载体，成为文人的精神家园。
在宋人看来，不论纸上写的字，淡漠化的山水，掌中的怪石都寄宿有宇宙，寄宿有神灵。
五庭院——人工制造景观
米芾的这幅作品画是《研山铭》手卷，水墨纸本，高36厘米，长138厘米，分三段。所谓“研山”，其实就是盆景。
砚石古又称“研山”，属文房石类。米芾不仅收藏、赏玩各种天然奇石，还是个痴迷如命的收藏和研究砚石的先驱者之一。他所著《砚史》，《四库全书提要》曾给予很高评价，对后世研究砚石的影响很大。
米芾对中华古典赏石文化的最大贡献是他通过长期的赏石实践，以一个艺术家独到的审美体验，先后成就了一部《砚史》和言简意赅的“相石四法”。
米芾作为北宋著名的画家，处在一个文人画的成熟时代，其绘画题材十分广泛，人物、山水、松石、梅、兰、竹、菊无所不画；米芾在山水画上成就最大，但他不喜欢危峰高耸、层峦叠嶂的北方山水，更欣赏的是江南水乡瞬息万变的“烟云雾景”，“天真平淡”，“不装巧趣”的风貌；所以米芾在艺术风格里追求的是自然。他所创造的“米氏云山”都是信笔作来，烟云掩映。
米芾的绘画源出董源。董氏的绘画多写江南山色，米芾已有的评述都是从整体气氛着眼的，但米芾并没有从中寻找适合表达的东西。
米芾的成功在于通过某种墨戏的态度和母题选择达到他认可的文人趣味，米芾意识到改变传统的绘画程式和技术标准来达到新的趣味的目的。
从外地运来石头装点庭院，人工制造自然景观，据说始于唐代的白居易。他从自己任职的苏州和杭州等地，把自己喜欢的石头运回洛阳家中装点自己的庭园。唐时都城西为长安，东为洛阳，到了宋朝长安城做京兆府，为永兴军路政府所在地，地位比四京还低，仅为一地方城市。而洛阳，虽然只是宋朝京西北路的中心河南府城，但是却作为西京具有陪都的地位。
宋神宗时期，因为与首都开封保持有适当距离，洛阳于是成为批判新法党的代表人物的聚居之地。他们因为被迫远离政治事务，只能住在洛阳悠闲度日，不免互相走动高谈阔论。而走动议论的一个重要场所，就是庭院。
这些庭院不像早于白居易五十年的诗人王维在长安郊外修建的那个著名的辋川山庄，那种“空山不见人”似的规模宏大。正因此，才有必要在院内极小的空间内修筑山、挖水池，从远处运来巨石配置，人工制造迷你深山的感觉。
《水浒传》中著名的倒霉武官青面兽杨志先后弄丢了花石纲和生辰纲。
花石纲是中国历史上专门运送奇花异石以满足皇帝喜好的特殊运输交通名称。始见于北宋徽宗时，是由皇室直接掌管、专人负责的中央机构，杭州设“造作局”、苏州设“应奉局”。这也就是为什么可以调动制使的原因。所谓的花石，包罗万象，指的时奇花异木、怪石古玩、动物制品、书画、金银、刺绣、雕刻、绸缎等等，是专门供皇帝享用的。
“纲”意指一个运输船队，往往是十艘船称一“纲”。货物按照一定的大小或重量，被分成的组进行运输，这叫做“纲运”。一组叫做一纲。负责押送花石纲和生辰纲的人员组成各有不同。花石纲的押送由朝廷委派的制使负责，杨志的生辰纲则是右大名府的厢军负责。
生辰纲，唐、宋时期是指编队运送的成批生日礼物。
当时喜欢石头的不只是皇帝一个人，即使没有能力组成，团团圆来搬运，但是建造庭院也是离不开巨石的，不仅造园他们甚至把石头都搬进了室内，大部分都是为了观赏，但是如果能作为文具文房道具使用，他们就称之为砚台或文镇。
米芾也是一个用盆石装点书斋的爱好者。他在名石产地当地方官的时候，只管收集奇石，不用心工作。
庭院变成了迷你的盆石，士大夫们从盆石中看到大自然的风景。不用说，盆栽也是出于同样的审美观。这种心性，也与禅的思想相通。庭院是大自然的象征，而其山水的源流其实就在这里。
深深的庭院形成了一个独立的审美空间，使文人士大夫能够与社会俗务保持一定的距离，实现了他们诗意化的生存追求，同时，庭院意象也折射出宋代词人保守、内敛的文化心态。庭院与宋代柔弱、保守的时代背景，以及文人士大夫的避祸心理等都有着密切的联系。庭院能够作为审美对象，也与宋代园林艺术的发展，以及文人士大夫受园林艺术的熏陶有一定的关系。
庭院文化的形成也与宋代哲学思想有一定的关系。儒家文化发展到宋代嬗变为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宋代理学家建立起来的儒家意识形态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它一方面将宇宙的起源，运行规则等与人伦纲常和社会结构对应起来，使中国哲学有了丰厚的形而上根据，另一方面，又将天理和人心对应起来，强调内心对人伦秩序和社会规范的自觉性，将外在约束内化为个体的内在修养。
这种哲学观念，一方面使文人更多地关注自我人格修养，另一方面也使文人普遍失去外向开拓的精神和征服世界的魄力，从而养成文人士大夫克己、自持、谨慎，小心的心理品性。这种内敛的甚至有些猥琐之气的心理品性与庭院的封闭和保守性之间有着意志同构的关系，因而宋代文人很容易倾向于以庭院意向表达内心情怀。
宋代的庭院也有着道教和禅宗思想的影子。在宋代道教颇为流行，真宗、徽宗、理宗等皇帝都信奉道教，从而使崇尚自然，宁静淡泊的审美追求，在士大夫中得到了发扬，在宁静幽深的庭院中，道家和道教文化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禅宗抛弃了佛教的外在戒律，追求内心的清净，这对宋代士大夫的影响也是相当深远的。
宋代士大夫中苏轼、黄庭坚等都热衷于与寺僧往来，并自名为居士。在禅宗思想的影响下，形成了宋代文人追求自我精神解脱，追求内心宁静的思想倾向。
宋代庭院崇尚自然的品格、静谧空寂的氛围，正契合了文人士大夫的内心要求，庭院成为宋代文人文化精神的载体，成为文人的精神家园。
在宋人看来，不论纸上写的字，淡漠化的山水，掌中的怪石都寄宿有宇宙，寄宿有神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