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三 如何理解道学的形成和普及过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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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赵宋一朝的历史，存在许多耐人寻味的现象，有着非常开阔的思考天地。
说到思想文化史，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相关意义早被学术界敏锐洞悉。严复先生早就指出，宋代对于近代中国人民族性和世界观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陈寅恪先生也曾高度评价赵宋之世在华夏民族文化演进过程中的“造极”地位。
整体上看，宋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它面临着来自周边与内部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不是中国古代国势强劲的时期；但它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
宋代在重重压力下立国，是政策相对务实、注重制约的时期，也是士大夫政治之下，致力于建设恒久典范的时代。对规范的追求，对秩序的重视，对儒家经典的再阐释再造就，是这一时代惹眼的境界与亮色。而生机盎然的社会经济，植根现实的道德伦理，淡泊自然的理趣雅致，则构成为这一时代的底色和基调，在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持续过程中酝酿发酵。
淳祐元年，朱子学（即“理学”）被公认，不论从政治史还是从思想文化史上来说，都是代表宋王朝的象征性事件。
朱子学得到到公认，是通过选择祭祀于孔庙的儒者这个形式进行明示的事项。在唐太宗时期，在祭祀孔庙里除本尊孔子像以外，同时还立孔子主要弟子以及历代儒者像一并祭祀。
唐代除了孔子直传弟子以外，还有郑玄等注释经书的二十一人被选中。后来，北宋神宗时加上孟子、荀子、扬雄、韩愈，徽宗时加上王安石、王雱父子两个。靖康之变时，批判新法党的赵鼎、杨时等要求驱逐出王氏父子，到淳熙年间，王雱一人被驱逐出了孔庙。到了淳祐元年(1241)，进行了更大的改制。
这次改制驱逐了王安石，加进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追加的五人，都是朱熹认为是道统的继承人(包括朱熹自己)。这是一个明确象征王安石学派的退场、道学而且是朱子学派胜利的事件。后来，朱熹的盟友张栻、吕祖谦，及邵雍、司马光等也被选中，由此以来孔庙中祭祀的儒者中道学派所占的比例增大，这个倾向一直延续到清代。
在这个意义上，淳祐元年的这次改制，在孔庙的历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大变革，在儒教史上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重大事件。当时的皇帝被追谥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理宗”这个不可思议的名称，就是从朱子学的别名“理学”而来。
大唐帝国在宋朝初期人们的心中是一个理想王朝的模范。但是宋人不久就开始摸索超越大唐的独自的政治理论和皇权理论，这种摸索的集大成，就是朱子学。淳祐元年(1241)的孔庙改制，意味着朝廷正式承认朱子学是御用学问、体制学说。
现在，一般都把朱子学放在“哲学”的范畴中理解，与古代希腊思想、近代德国观念论等并列。这种理解方法确有道理。朱熹运用严格定义的各种术语，非常精密而且概括地——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极为少见——构筑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要想真正理解朱子学，需要从中国古代“儒教”的发展谈起。中国古代的“教”和外国的“宗教”不同。在中国古代，儒、道、佛之所以被称之为“教”，在本质上是为政治和统治者服务的。
早在唐代就已经确立把“儒教”、“道教”、“佛教”合称“三教”这个说法。
在汉代初期（即公元前二世纪），还不存在什么“三教”。佛教是公元前一世纪前后传到中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佛教，当时连儒教和道教也都不存在。
那个时代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早就存在，而且《论语》、《老子》、《庄子》等也已经基本被整理成与现存书籍没有太大差异的书籍。但是，这些书籍当时只不过是儒家和道家思想及学说的文本，并不是儒教和道教的经典。
即使“诸子百家”这个说法本身，也是公元前一世纪（即西汉刘邦时期）才被作为支撑王朝体制的理论体系化，而发明的分类法，并拥有被神格化了的几本书籍即经书。
从汉武帝（即公元前二世纪后期）对五种经书设“博士”，把儒教定为国教。但是，直到这时，“儒教”一词还没有出现。
在汉代，被称作儒教的学说，常用“德教”一词表现。到了东汉，儒教的优越地位更加巩固。虽然佛教已经传来，但是最初对儒教丝毫没有构成什么威胁。“教”就是儒教，都没有必要特意称呼“儒教”。开始出现“儒家之教”的说法，是因为出现了有必要与其他“教”区别的情况。
公认的说法是，道教团体的前奏太平道引发的黄巾之乱(184)，以及由此带来的汉帝国崩溃、三国时代、南北朝时代的国土分裂、五胡十六国、六朝等短命王朝(除了晋朝)，几百年间兴亡继起，才使得儒教的权威低下，出现了与道教、佛教三教并立的时代。
正因为“教”是“教”，所以必须要有君临凡界的教祖和记录其政治信条的经典。
道教为了能成为“道教”，有必要说明神格化后的老子化身“道”，便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向人间世界提供了文本“经”——《老子》一书，即把《道德经》作为道教的基本经典。《老子》并不是有关处世术的书籍，而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政治学说(信条)。佛教也是因为对世俗的王说最高的政治统治术——佛法，才成为“教”。
树立起君临于此三教政治思想之上的王权地位的，是隋朝和唐朝。特别是大唐帝国，皇家姓礼，拜老子为自己一族的祖先，所以道教受到重视。教徒也趁此机会完成了仪礼和教义的体系化。
佛教则有玄奘(602~664)，排除万难前往印度取回大量经典，通过翻译介绍，进一步强化了镇护国家的教义。
唐王朝国家的统治机构也是以儒教经典《周礼》为范本设置的。因此，实际上，唐代“儒”、“佛”、“道”三教以并存的形式，在皇朝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
众所周知，赵宋一朝的历史，存在许多耐人寻味的现象，有着非常开阔的思考天地。
说到思想文化史，宋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相关意义早被学术界敏锐洞悉。严复先生早就指出，宋代对于近代中国人民族性和世界观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陈寅恪先生也曾高度评价赵宋之世在华夏民族文化演进过程中的“造极”地位。
整体上看，宋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它面临着来自周边与内部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不是中国古代国势强劲的时期；但它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
宋代在重重压力下立国，是政策相对务实、注重制约的时期，也是士大夫政治之下，致力于建设恒久典范的时代。对规范的追求，对秩序的重视，对儒家经典的再阐释再造就，是这一时代惹眼的境界与亮色。而生机盎然的社会经济，植根现实的道德伦理，淡泊自然的理趣雅致，则构成为这一时代的底色和基调，在走向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持续过程中酝酿发酵。
淳祐元年，朱子学（即“理学”）被公认，不论从政治史还是从思想文化史上来说，都是代表宋王朝的象征性事件。
朱子学得到到公认，是通过选择祭祀于孔庙的儒者这个形式进行明示的事项。在唐太宗时期，在祭祀孔庙里除本尊孔子像以外，同时还立孔子主要弟子以及历代儒者像一并祭祀。
唐代除了孔子直传弟子以外，还有郑玄等注释经书的二十一人被选中。后来，北宋神宗时加上孟子、荀子、扬雄、韩愈，徽宗时加上王安石、王雱父子两个。靖康之变时，批判新法党的赵鼎、杨时等要求驱逐出王氏父子，到淳熙年间，王雱一人被驱逐出了孔庙。到了淳祐元年(1241)，进行了更大的改制。
这次改制驱逐了王安石，加进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追加的五人，都是朱熹认为是道统的继承人(包括朱熹自己)。这是一个明确象征王安石学派的退场、道学而且是朱子学派胜利的事件。后来，朱熹的盟友张栻、吕祖谦，及邵雍、司马光等也被选中，由此以来孔庙中祭祀的儒者中道学派所占的比例增大，这个倾向一直延续到清代。
在这个意义上，淳祐元年的这次改制，在孔庙的历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大变革，在儒教史上也是一件值得纪念的重大事件。当时的皇帝被追谥为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理宗”这个不可思议的名称，就是从朱子学的别名“理学”而来。
大唐帝国在宋朝初期人们的心中是一个理想王朝的模范。但是宋人不久就开始摸索超越大唐的独自的政治理论和皇权理论，这种摸索的集大成，就是朱子学。淳祐元年(1241)的孔庙改制，意味着朝廷正式承认朱子学是御用学问、体制学说。
现在，一般都把朱子学放在“哲学”的范畴中理解，与古代希腊思想、近代德国观念论等并列。这种理解方法确有道理。朱熹运用严格定义的各种术语，非常精密而且概括地——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极为少见——构筑了自己的思想体系。
要想真正理解朱子学，需要从中国古代“儒教”的发展谈起。中国古代的“教”和外国的“宗教”不同。在中国古代，儒、道、佛之所以被称之为“教”，在本质上是为政治和统治者服务的。
早在唐代就已经确立把“儒教”、“道教”、“佛教”合称“三教”这个说法。
在汉代初期（即公元前二世纪），还不存在什么“三教”。佛教是公元前一世纪前后传到中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不仅佛教，当时连儒教和道教也都不存在。
那个时代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早就存在，而且《论语》、《老子》、《庄子》等也已经基本被整理成与现存书籍没有太大差异的书籍。但是，这些书籍当时只不过是儒家和道家思想及学说的文本，并不是儒教和道教的经典。
即使“诸子百家”这个说法本身，也是公元前一世纪（即西汉刘邦时期）才被作为支撑王朝体制的理论体系化，而发明的分类法，并拥有被神格化了的几本书籍即经书。
从汉武帝（即公元前二世纪后期）对五种经书设“博士”，把儒教定为国教。但是，直到这时，“儒教”一词还没有出现。
在汉代，被称作儒教的学说，常用“德教”一词表现。到了东汉，儒教的优越地位更加巩固。虽然佛教已经传来，但是最初对儒教丝毫没有构成什么威胁。“教”就是儒教，都没有必要特意称呼“儒教”。开始出现“儒家之教”的说法，是因为出现了有必要与其他“教”区别的情况。
公认的说法是，道教团体的前奏太平道引发的黄巾之乱(184)，以及由此带来的汉帝国崩溃、三国时代、南北朝时代的国土分裂、五胡十六国、六朝等短命王朝(除了晋朝)，几百年间兴亡继起，才使得儒教的权威低下，出现了与道教、佛教三教并立的时代。
正因为“教”是“教”，所以必须要有君临凡界的教祖和记录其政治信条的经典。
道教为了能成为“道教”，有必要说明神格化后的老子化身“道”，便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向人间世界提供了文本“经”——《老子》一书，即把《道德经》作为道教的基本经典。《老子》并不是有关处世术的书籍，而是中国古代统治阶级的政治学说(信条)。佛教也是因为对世俗的王说最高的政治统治术——佛法，才成为“教”。
树立起君临于此三教政治思想之上的王权地位的，是隋朝和唐朝。特别是大唐帝国，皇家姓礼，拜老子为自己一族的祖先，所以道教受到重视。教徒也趁此机会完成了仪礼和教义的体系化。
佛教则有玄奘(602~664)，排除万难前往印度取回大量经典，通过翻译介绍，进一步强化了镇护国家的教义。
唐王朝国家的统治机构也是以儒教经典《周礼》为范本设置的。因此，实际上，唐代“儒”、“佛”、“道”三教以并存的形式，在皇朝体制中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