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六十九章 圈钱(求月票、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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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作为这次驿路的巡阅使,下来朱常浩自然要给其暗授机宜。这件事情一完,那么接下来,朱常浩就要给天下士绅进行“毒计”的订制了。
说道计谋,朱常浩觉得,阴谋永远比不上堂堂正正的阳谋,毕竟阳谋施展出来,那就是一种碾压一切感觉,比起阴谋,那简直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在军器监的时候,孙元化说过,要用他们的手段对付他们,那才是对症下药。
因此,朱常浩也就提到,“想必诸位也明白,现在大明从朝堂,到地方,掌握财富,并且左右大明的社稷,诸位,你们都像本王的手足一样,接下来说出来的话,估计大家心里也明白,只是内心接受不了。”
朱常浩说道这里,口气故意沉顿一会,以便让在座的众人有个思考和缓冲的时间。
看在座的几位脸色,慢慢地缓和了,朱常浩才满面严肃地说道,“在坐的几位,想必也明白,都是读得起人的人,有些还获得了进士第,那就说明你们的家景还不错,本王想问问,你们家景是因为什么不错的?
这个问题就让卢建斗来说吧!”
“回王爷,末将是南直隶常州府宜兴县人,天启年间进士。在末将的家里,爷爷任过知县,老爹是个秀才。爷爷致仕之后,就回到乡间,和老爹侍弄那几百亩地去了,末将少年时爱读兵书,喜习骑射。虽然是江南的文人,但天赋异禀,百八十斤的大铁刀,在末将手里虎虎生风。”
“练功会不会食量大增”,朱常浩问道。
“回王爷,这练功最大的本事是熬打身体,那食量不但增大,而且,每餐必须要有肉食。末将自己十六七岁,每餐三四斤牛肉,还是轻松下肚的。有时候,外出游猎,一只兔子都是全归我的。”
“那你吃的,用的都是咋来的?”
“回王爷,我们卢家在宜兴县,是当地的大户,除了家里上千亩的土地之外,在县城,我们数十间店铺,吃喝拉撒,家里从小都没有亏待过我。据末将所知,我家近年来海鸥买土地,这就意味着还有许多佃户要进我家了。”
“本王明白了,也就是说,你所有的用度都是这些店铺和佃户提供的。”
“是的,王爷。”
“那你家的店铺和土地,一年交多少赋税?”
“王爷,末将不太清楚,但爹爹说过,我家基本上就没交过税,因为家里有读书人,土地都划拨到永业田的份额上。店铺的税赋,就是九牛一毛,何谈交税。”
朱常浩和卢象升的对话就到这里,只是众人也听懂了,那就是“士绅”阶层,只有从国家社稷身上拿钱,却不会给钱。
用朱常浩的理解来说,明朝现在的财政危机,导致国家财政困难,导致发生饥荒,没有钱去赈济;发生战争,没有钱支付军饷。
没有钱赈济灾民,饥民作乱;没有钱发军饷,致饥兵作乱。饥兵与饥兵结合就会导致大规模的国内叛乱。
政府军队缺乏战斗力,导致国家既无法消除外部侵略,也无法肃清内部叛乱。财政危机导致军事危机,军事危机导致更大的财政危机,如此恶性循环,明朝最终走向灭亡。
朱常浩不会讲自己所看到和所想到的这番话,说给在座的众人,毕竟他们不是穿越客。但利害关系的话话还是要说的。
“众位,这说明我大明现在是国贫民富。这里的的“民富”其实是一种倒退,大明建国到现在都有多二百六十年了,在洪武爷时代,就规定税收定额。
洪武九年,老祖宗就分谴各部官员、国子监生和宦官巡视1一百七十八个税课司局,固定他们的税收额度。
洪武十七年,老祖宗命令将各省和各府税粮课程一岁收用之数刊刻于石板上,并树立在户部厅堂内。
洪武二十六年年,田赋收入达到三千二百二十七万八千九百石,洪武皇帝对此很满意,宣布北方各省新垦田地永不起科。自此各地定额税收作为不成文的法律固定下来,后来也偶尔进行过小的调整,但基本定额从来没有被摈弃。
本王这里有一份户部收入的资料,刘正,你给大家发一发。”
“是,王爷。”
刘正从旁边的桌案上拿来一叠文书,然后发给众人。
只见文书上面有这样的例子,“洪武二十六年,夏税,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七千馀石,钱钞三万九千馀锭,绢二十八万八千馀匹;秋粮,米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馀石,钱钞五千馀锭。
永乐中,……,天下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
万历时,夏税,米麦总四百六十万五千馀石,钞五万七千九百馀锭,绢二十万六千馀匹;
秋粮,米总二千二百三万三千馀石……”
每人手里也就是三张纸,是用小楷抄录成的,上面都是这样的例子。
朱常浩看到大家都看完了,说道,“你们都看了,那本王就说说,这份从户部誊抄而来的年份收入,告诉在座的诸位。
农业税收,从永乐达到高峰,以后就是不断递减,在嘉靖时期,和洪武年间相比,已经是麦减少了九万石,米减少了二百五十余万石;而到了万历年间,麦子减少了十一万石,而米减少了二百六十九万石。
表面上看,这些减少的也不算太多,但如果考虑到万历时期的人口至少是洪武年间的两倍多甚至是三倍,而农业税收不但没有显著增长反而绝对数量减少了,那么这就是相当惊人的减少了。
以上是农业税长时间内没有增加甚至减少的情形,
至于工商业税收不增加反而降低的情形,其实在年份中已经顺带说明。
本王在这里说一点,在历代王朝一直倍受重视的商业税,在我们大明朝却并没那么受到重视。
关于这一问题,本王认为这是因为洪武、永乐爷为恢复流通经济的结果,为了恢复流通经济,当时采用宝钞作为商业税缴纳,然而随着宝钞的贬值,商税也不断降低”
简单地说,我大明商业税是用宝钞来计算,而宝钞不断贬值,商税自然也就不断降低。不管是否原因真的如此,总之商税不断降低甚至在一些地方接近取消的事实是肯定的。但关于商税降低这一点也没有必要多说,因为在洪武永乐年间,商税很大程度也没有认真征收。
商税到现在都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降低不降低都已经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朱常浩说到这里,这七人明显的意识到,原来自己的主人,也就是瑞王,一点也不糊涂,他现在已经一针见血地明白了大明社稷里面,的这个弊端,只是不知道接下来,自己的这位主子,该怎样破局。
想到这里,作为里面的老臣,孙承宗说道,“王爷,那朝廷的赋税该怎样收啊?老朽每次看到辽东的战报,就恨得直痒痒,只是朝廷没钱,无法出兵啊!”
“老帅,你坐下,这事情,本王已经有想法了,那就是从商人手里拿钱。也许你们会问,王爷,这定商税的事情,是皇帝下旨的,你也不好操作啊,怎么拿钱?”
朱常浩说道这里,七人谁都不说话,不过,面上的表情,已经告诉他,大家心里都是这么想的。
“这样,本王再给你们说件事,我大明有七大钞关,除了九江外,其余六个河西务、临清、浒墅、北新、扬州、淮安都在运河沿线;
门税、崇文门税的征税对象是出入北京的货物;通过税中有五十万两左右都集中在运河沿岸及北京南京附近。
其时关内的商路的开辟已经有相当规模,而征税设卡相对滞后,连江湖要津的设榷都难以充分”
还有就是各地区商税征收之间的不平衡,发达繁荣的地区,商业税反而更少“分省区营业税额与各省区商业水平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具体表现有二:对多数省区而言,商业水平和营业税额与其在全国的地位不相符合;各省区商业水平与营业税额之间不相称,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尤为明显。
再说另一点,再比如盐茶业。
以前唐宋,朝廷收入中的大头,盐茶专卖,到了明朝,政府却获利极少。关于关于盐的专卖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户部尚书估计实际上朝廷仅仅征收了两淮产盐总量的四成,其余六成的食盐则落入了贩卖私盐的商人手中。
……
正盐根本无望截断私盐市场,因为正盐的价格毫无竞争力。到万历朝后期,私盐贩卖在一些地区已经有固定的市场,分配给巡卒私盐定额实际上更象是对变化了的余盐银的随意管理。
简而言之,盐的专卖,由于朝廷投资不足和接连的管理失误而受到妨碍,完全不能有效地利用可获得的全部资源。尽管这些资源十分丰富,可以想象其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但是专卖制度无力去开发这些资源。”
《野议.盐政论》中的记载也足够说明问题:“万历盛时,(盐商)资本在广凌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
至于茶叶方面的收入就更是少的可怜,本王就说了。
所以,这些商贾们的税收朝廷收不上来,那本王就要想办法圈走他们的应该给朝廷的税收。当然,这种圈钱不是抢劫,也不是掠夺,而是通过白纸黑字的契约精神来搞定。
简而言之,那就是本王要开办大明最大的钱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大明皇家银行。
这个钱庄,不,应该是银行,不但可以铸币,还可以汇通天下,将士绅的银钱,通过契约,也就是“单据”,收归到朝廷,但他们对自己钱财的使用和掌握,不会受到任何阻碍,相反,他们存在银行里的银钱还有一定的利息。
“那王爷,您的这个钱庄,也就是银行,怎么才能掌握我大明士绅的财富呢?”宋应星有些紧张地问道。
刘正作为这次驿路的巡阅使,下来朱常浩自然要给其暗授机宜。这件事情一完,那么接下来,朱常浩就要给天下士绅进行“毒计”的订制了。
说道计谋,朱常浩觉得,阴谋永远比不上堂堂正正的阳谋,毕竟阳谋施展出来,那就是一种碾压一切感觉,比起阴谋,那简直不在同一个层面上。
在军器监的时候,孙元化说过,要用他们的手段对付他们,那才是对症下药。
因此,朱常浩也就提到,“想必诸位也明白,现在大明从朝堂,到地方,掌握财富,并且左右大明的社稷,诸位,你们都像本王的手足一样,接下来说出来的话,估计大家心里也明白,只是内心接受不了。”
朱常浩说道这里,口气故意沉顿一会,以便让在座的众人有个思考和缓冲的时间。
看在座的几位脸色,慢慢地缓和了,朱常浩才满面严肃地说道,“在坐的几位,想必也明白,都是读得起人的人,有些还获得了进士第,那就说明你们的家景还不错,本王想问问,你们家景是因为什么不错的?
这个问题就让卢建斗来说吧!”
“回王爷,末将是南直隶常州府宜兴县人,天启年间进士。在末将的家里,爷爷任过知县,老爹是个秀才。爷爷致仕之后,就回到乡间,和老爹侍弄那几百亩地去了,末将少年时爱读兵书,喜习骑射。虽然是江南的文人,但天赋异禀,百八十斤的大铁刀,在末将手里虎虎生风。”
“练功会不会食量大增”,朱常浩问道。
“回王爷,这练功最大的本事是熬打身体,那食量不但增大,而且,每餐必须要有肉食。末将自己十六七岁,每餐三四斤牛肉,还是轻松下肚的。有时候,外出游猎,一只兔子都是全归我的。”
“那你吃的,用的都是咋来的?”
“回王爷,我们卢家在宜兴县,是当地的大户,除了家里上千亩的土地之外,在县城,我们数十间店铺,吃喝拉撒,家里从小都没有亏待过我。据末将所知,我家近年来海鸥买土地,这就意味着还有许多佃户要进我家了。”
“本王明白了,也就是说,你所有的用度都是这些店铺和佃户提供的。”
“是的,王爷。”
“那你家的店铺和土地,一年交多少赋税?”
“王爷,末将不太清楚,但爹爹说过,我家基本上就没交过税,因为家里有读书人,土地都划拨到永业田的份额上。店铺的税赋,就是九牛一毛,何谈交税。”
朱常浩和卢象升的对话就到这里,只是众人也听懂了,那就是“士绅”阶层,只有从国家社稷身上拿钱,却不会给钱。
用朱常浩的理解来说,明朝现在的财政危机,导致国家财政困难,导致发生饥荒,没有钱去赈济;发生战争,没有钱支付军饷。
没有钱赈济灾民,饥民作乱;没有钱发军饷,致饥兵作乱。饥兵与饥兵结合就会导致大规模的国内叛乱。
政府军队缺乏战斗力,导致国家既无法消除外部侵略,也无法肃清内部叛乱。财政危机导致军事危机,军事危机导致更大的财政危机,如此恶性循环,明朝最终走向灭亡。
朱常浩不会讲自己所看到和所想到的这番话,说给在座的众人,毕竟他们不是穿越客。但利害关系的话话还是要说的。
“众位,这说明我大明现在是国贫民富。这里的的“民富”其实是一种倒退,大明建国到现在都有多二百六十年了,在洪武爷时代,就规定税收定额。
洪武九年,老祖宗就分谴各部官员、国子监生和宦官巡视1一百七十八个税课司局,固定他们的税收额度。
洪武十七年,老祖宗命令将各省和各府税粮课程一岁收用之数刊刻于石板上,并树立在户部厅堂内。
洪武二十六年年,田赋收入达到三千二百二十七万八千九百石,洪武皇帝对此很满意,宣布北方各省新垦田地永不起科。自此各地定额税收作为不成文的法律固定下来,后来也偶尔进行过小的调整,但基本定额从来没有被摈弃。
本王这里有一份户部收入的资料,刘正,你给大家发一发。”
“是,王爷。”
刘正从旁边的桌案上拿来一叠文书,然后发给众人。
只见文书上面有这样的例子,“洪武二十六年,夏税,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七千馀石,钱钞三万九千馀锭,绢二十八万八千馀匹;秋粮,米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馀石,钱钞五千馀锭。
永乐中,……,天下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
万历时,夏税,米麦总四百六十万五千馀石,钞五万七千九百馀锭,绢二十万六千馀匹;
秋粮,米总二千二百三万三千馀石……”
每人手里也就是三张纸,是用小楷抄录成的,上面都是这样的例子。
朱常浩看到大家都看完了,说道,“你们都看了,那本王就说说,这份从户部誊抄而来的年份收入,告诉在座的诸位。
农业税收,从永乐达到高峰,以后就是不断递减,在嘉靖时期,和洪武年间相比,已经是麦减少了九万石,米减少了二百五十余万石;而到了万历年间,麦子减少了十一万石,而米减少了二百六十九万石。
表面上看,这些减少的也不算太多,但如果考虑到万历时期的人口至少是洪武年间的两倍多甚至是三倍,而农业税收不但没有显著增长反而绝对数量减少了,那么这就是相当惊人的减少了。
以上是农业税长时间内没有增加甚至减少的情形,
至于工商业税收不增加反而降低的情形,其实在年份中已经顺带说明。
本王在这里说一点,在历代王朝一直倍受重视的商业税,在我们大明朝却并没那么受到重视。
关于这一问题,本王认为这是因为洪武、永乐爷为恢复流通经济的结果,为了恢复流通经济,当时采用宝钞作为商业税缴纳,然而随着宝钞的贬值,商税也不断降低”
简单地说,我大明商业税是用宝钞来计算,而宝钞不断贬值,商税自然也就不断降低。不管是否原因真的如此,总之商税不断降低甚至在一些地方接近取消的事实是肯定的。但关于商税降低这一点也没有必要多说,因为在洪武永乐年间,商税很大程度也没有认真征收。
商税到现在都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降低不降低都已经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朱常浩说到这里,这七人明显的意识到,原来自己的主人,也就是瑞王,一点也不糊涂,他现在已经一针见血地明白了大明社稷里面,的这个弊端,只是不知道接下来,自己的这位主子,该怎样破局。
想到这里,作为里面的老臣,孙承宗说道,“王爷,那朝廷的赋税该怎样收啊?老朽每次看到辽东的战报,就恨得直痒痒,只是朝廷没钱,无法出兵啊!”
“老帅,你坐下,这事情,本王已经有想法了,那就是从商人手里拿钱。也许你们会问,王爷,这定商税的事情,是皇帝下旨的,你也不好操作啊,怎么拿钱?”
朱常浩说道这里,七人谁都不说话,不过,面上的表情,已经告诉他,大家心里都是这么想的。
“这样,本王再给你们说件事,我大明有七大钞关,除了九江外,其余六个河西务、临清、浒墅、北新、扬州、淮安都在运河沿线;
门税、崇文门税的征税对象是出入北京的货物;通过税中有五十万两左右都集中在运河沿岸及北京南京附近。
其时关内的商路的开辟已经有相当规模,而征税设卡相对滞后,连江湖要津的设榷都难以充分”
还有就是各地区商税征收之间的不平衡,发达繁荣的地区,商业税反而更少“分省区营业税额与各省区商业水平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具体表现有二:对多数省区而言,商业水平和营业税额与其在全国的地位不相符合;各省区商业水平与营业税额之间不相称,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尤为明显。
再说另一点,再比如盐茶业。
以前唐宋,朝廷收入中的大头,盐茶专卖,到了明朝,政府却获利极少。关于关于盐的专卖
“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户部尚书估计实际上朝廷仅仅征收了两淮产盐总量的四成,其余六成的食盐则落入了贩卖私盐的商人手中。
……
正盐根本无望截断私盐市场,因为正盐的价格毫无竞争力。到万历朝后期,私盐贩卖在一些地区已经有固定的市场,分配给巡卒私盐定额实际上更象是对变化了的余盐银的随意管理。
简而言之,盐的专卖,由于朝廷投资不足和接连的管理失误而受到妨碍,完全不能有效地利用可获得的全部资源。尽管这些资源十分丰富,可以想象其具有无限的发展潜力,但是专卖制度无力去开发这些资源。”
《野议.盐政论》中的记载也足够说明问题:“万历盛时,(盐商)资本在广凌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
至于茶叶方面的收入就更是少的可怜,本王就说了。
所以,这些商贾们的税收朝廷收不上来,那本王就要想办法圈走他们的应该给朝廷的税收。当然,这种圈钱不是抢劫,也不是掠夺,而是通过白纸黑字的契约精神来搞定。
简而言之,那就是本王要开办大明最大的钱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大明皇家银行。
这个钱庄,不,应该是银行,不但可以铸币,还可以汇通天下,将士绅的银钱,通过契约,也就是“单据”,收归到朝廷,但他们对自己钱财的使用和掌握,不会受到任何阻碍,相反,他们存在银行里的银钱还有一定的利息。
“那王爷,您的这个钱庄,也就是银行,怎么才能掌握我大明士绅的财富呢?”宋应星有些紧张地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