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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05章 自杀之美少女跳楼事件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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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 每个行业都有它的潜规则
在回坞熙的路上，无论罗丽婷怎么询问熊欣可，熊欣可一路都没有言语，反倒是熊欣可的父亲熊天勤对罗丽婷不断的嘘寒问暖，这样罗丽婷非常的不安，好不容易挨到了坞熙，熊欣可直接告别父亲道：“我的行李你直接帮我拿回家吧，我跟罗丽婷一起逛街去了！”
“这熊孩子你美国回来都不用倒时差吗？你体力跟得上吗？”熊天勤带着责备的口吻说道：
熊欣可压根就没有理会父亲，径直拉着罗丽婷下了车，随后在一家茶楼里做了下来。
“欣可你快点说呀，这杨玉明在美国到底怎么了？”罗丽婷刚一落坐，就急不可耐的问道：
“萝莉，你喝什么？咖啡还是奶茶？”熊欣可似乎并不是很着急的问道：
罗丽婷对于熊欣可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感到不满，顿时从座位上窜了起来，拍着桌子歇斯底里的说道：“熊欣可，你到底要怎样才肯跟我说杨玉明的事情？”这一超乎常人想象的举动不仅惊呆了熊欣可，也惊呆了在茶楼里的其他客人和服务员。
熊欣可连忙拉着罗丽婷坐下，随后不再隐瞒的说道：“萝莉，你还是重新找一个吧！”
这句话虽然没有直接回答罗丽婷的正面提问，但想必所有的人都能明白，这罗丽婷和杨玉明的爱情应该是走到了终点。但这个时候的杨玉明显然是不死心，揪着熊欣可的衣襟说道：“欣可你能说清楚一点吗？杨玉明到底怎么了？”
熊欣可摇着头说道：“萝莉，这样的回答还不能说明一切问题吗？杨玉明杨玉明他彻底将你放弃了！”如果说先前熊欣可的回答还多多少少有些隐涩的意味，那这一次回答应该是再也清楚不过了。可是，即便是这样的回答。罗丽婷依旧不愿意接受现实，她拿起手机，拨通了她每天都会拨打的杨玉明在美国的电话，可电话的那端，永远是用一连串的英文告知罗丽婷：已关机！罗丽婷彻底崩溃了，如果说先前还有那么一丝一毫的希望，那现在可以说是彻底的绝望。罗丽婷在这场爱情游戏中，输得体无完肤，但这一点，不是罗丽婷所看重的。她所看重的是最心爱的人永远不可能回到自己的身边了！
只见罗丽婷“唿”的一下窜出了茶楼，熊可欣见状，大惊，怕其做傻事，连忙跟了出去。追上罗丽婷问道：“萝莉，你这是要去哪里？”
“我去美国！”罗丽婷非常肯定的。带着少见的悲恸感说道：
罗丽婷最后成行了。在亲朋的帮助下，罗丽婷在三月月底顺利登上了开往美国的飞机，关于罗丽婷这一段前往美国的详情，没人能知道，但凡有人问起，罗丽婷都是闭口不答。在09年的圣诞节那次。罗丽婷请我去酒吧喝酒了大家没有看错，确实是酒吧喝酒。可以说，罗丽婷在三月底前往美国，到四月初回国。然后接下来所发生的，让所有认识罗丽婷的人都觉得罗丽婷有了一个极端的变化。特别是在生活作风上，几乎已经颓废到罄竹难书的地步了，每天都沉迷于酒吧，买醉、一夜情几乎成为了罗丽婷生活的全部。这个时候，罗丽婷的父母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原本还指望着罗丽婷的好友熊欣可能帮助罗丽婷尽快走出失恋的阴影，但事实证明不仅无效，反而还将熊欣可牵连了进去。熊欣可为此跟谈了将近两年的男朋友分手。
在熊天勤的提醒下，罗丽婷的父母意识到带罗莉婷去接受心理治疗的重要性，于是，给罗莉婷寻找一个合适的心理医生成为了罗莉婷父母的耽误之极。
罗莉婷的父母在寻找心理医生的这件事情上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那就是有些一厢情愿。其实心理治疗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要让接受心理治疗的人去信任给他治疗的心理医生，换而言之：给罗莉婷选择心理医生，严格意义上是罗莉婷自己的选择，而不是罗莉婷的父母替罗莉婷选择。可惜的是，罗莉婷父母曾经跟罗莉婷谈过给她找一名心理医生的事情，但已经非常极端的罗莉婷想都没想都断然拒绝了。这就造成了罗莉婷父母只能“赶旱鸭子下水”的勉强一幕。但对于罗莉婷父母而言，实在不知道怎么样的心理医生适合罗莉婷，所以一股脑的邀请了很多心理医生，当然，他们也通过《心理援助申请》获得了心理援助的资格，而接手这个案例的人就是我。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罗莉婷父母的时候应该是在2009年的6月1日，很好记的一个日子——国际儿童节，见面的地点就是罗莉婷的家里，一高档小区的别墅区里，非常的气派。大家请示也应该清楚，对于我们这些在心理咨询中心工作的人而言，是拿死工资的，跟社会上的那些民营心理咨询机构比起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要差很多，那次约好下午一点的见面，我差不多到下午一点十五分左右才到，到的时候，罗莉婷的家里已经坐满了人，有坐着的，也有站着的，约莫有七、八个人，进去后，有一保姆阿姨给我端来了一张椅子，让我先坐着等一会儿，我连忙说道：“阿姨，我过来是找罗莉婷小姐的，我是心理咨询中心委派过来的心理咨询师”那保姆阿姨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就不耐烦的说道：“在这里的都是心理医生，我家主人在逐一过目呢，谁叫你晚来的？一个个来！”
这是哪门子的事情？敢情这户人家如此财大气粗，这挑选心理医生还带这样的？你有钱的就不要占用公用资源呀，就如同打官司一样的，没有钱的你可以申请法律援助，如果你特有钱，那你还申请什么法律援助？直接把全国最为著名的律师给请过来就行了！而眼下呢？这罗家典型的“站着茅坑不拉屎”。你这里免费的心理援助申请着，那边又花大把的价钱给寻找着，这也太不着调了！想到这里的我顿时站起身来，准备要离开，但转念一想，不对，这委派的单子上还要申请人签名，否则这案例还结不了案。于是我返身直接往客厅走，那保姆阿姨见到了，连忙阻拦道：“呀还是心理医生呢？怎么素质这么低下？连个排队都不会吗？”我都懒得跟那保姆解释。径直都走进了客厅，见客厅中央正坐着好几个人在说话，这些人中，男女都有，有年轻的也有中年的。我问都不问，直接对着众人女说道：“哪位是罗莉婷小姐？”其中有一男一女看着我。随后问跟进来的保姆道：“阿姨。你没安排好吗？至少得一个一个聊呀！”那保姆连连推脱道：“这个小年轻真是麻烦，人来得最晚，还不守规矩，直接往这里跑，我拦都拦不住！”听保姆这口气，想必这问话的一男一女应该是这个屋子的主人。我从其年龄上判断，想必这一男一女应该是罗莉婷的父母，于是我开门见山的说道：“你们能请这么多心理医生，为何还要心理援助呢？这不是浪费公共资源吗？我这里还比较忙。你们赶紧给我签一个字”“等等，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确实是罗莉婷的父母，确实替罗莉婷申请过心理援助，既然申请成功了，那你不能等一会儿吗？”罗莉婷的父亲说道：
“让我等什么？你们叫这些心理医生过来还不好吗？有些我都还认识的，都不错，比我好多了！”说完，我就递上那委派单，准备让罗莉婷的父亲签字。这时，一旁的罗莉婷母亲看着那委派单说道：“哟蒋凯挺好的名字，就叫你小蒋吧，我们家里的意思很明确，就是想组建一个心理团队，来帮助我女儿尽快走出阴影，小蒋，你看这么多人等着你，要不你先等等”
心理团队？说真的，由于案例本身具备的性以及心理工作者的主观性，所以，几乎所有的心理咨询都是推崇的一对一服务，至少我工作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心理团队去为一个人做心理咨询的。我能想明白这个问题，想必这些过来“受考核”的心理工作者们也同样清楚，但为何在清楚的前提下，大家都不出声反对，反而还都跟着应和呢？我转念一想，当即明白了，敢情这应该是一单价格不菲的心理案例，谁都想接这么一个“肥活”，既然可以吃大锅饭，在利益面前，这些心理医生都选择了集体失声。
在这里，我利用这个机会，来抨击一下我国当下的心理医疗制度。在我国，心理治疗分为两种，分别是门诊类和非门诊类。所谓的门诊类，就是设立在医院里，专门单独设立一个科，这个科室的名称一般称为“心理门诊科”或“精神类门诊类”，为了适应当下的医疗体系的完善发展，有很多的地方还会单独设立一个专科医院，一般会称之为“精神病院”，这类医院一般会收容一些对社会会产生危害的精神病人，带有一种限制、强制性质的公立医院。这种门诊类医院基本上对于一些重大的，需要开“红色处方”药物(精神类药品)的精神病种是可以纳入医保范围的。还有一种是“非门诊类”的，一般就是我们所言的社会上的心理咨询机构，这些心理咨询机构，大都是民营性质，自负盈亏，所以，为了抢占生意，可以说是不择手段。或许有很多读者会问：那既然是这样，那我大不了有了心理问题后就直接去门诊类的“心理门诊科”看好了，一来属于医保范围，二来还不至于被那些民营机构来“宰”上一刀。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如果你有一些抑郁、消极、暴力倾向等一系列心理上的问题，你可以尝试去那些“心理门诊科”挂个号，看一下。那里的医生一听到你这样的情况，随后就把你的号给取消掉了，“保持心情愉快就成。”就这么一句话就把你给打发走了。为何？你这心理问题够不上用药，人家医生压根就不会理会于你。也就是这个原因。造成了社会上的心理咨询机构如雨后般春笋一样，异军突起，很多大中型城市，如杭州、上海、广州等地，这类心理工作室遍布各个角落，由于缺乏监管，只要取得一张证书和营业执照就能挂牌经营，有的更是无照无证就开始冒充心理工作者给人做心理指导，这让整个社会对心理工作者的评价一落千丈。我可以很有把握的这么说：在国外，从事心理工作者的属于社会经营。在中国，那就几乎等同于坑蒙拐骗偷的角色。鉴于这些原因，很多地方上的卫生部门开始着力打造心理工作者的形象工程，这“心理咨询中心”也就正式的运营而生了。心理咨询中心的成立，首先在编制上确保了心理工作者的稳定收入。由地方财政拨款。以社区为单位，对于需要心理咨询的人(尚达不到需要使用精神类药物)通过所在社区进行申请。然后有社区统一提交到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中心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分派心理工作者给予心理指导，整个过程都是免费义务的。这蓝图看似美好，但实则还是杯水车薪。其他的不说，就编制这个问题，卫生部门能给你心理咨询中心多少个编制？满打满算。五十个总可以了吧？这五十个编制还要排除一些行政、财务、领导岗位的名额，真正从事心理援助的也就三十个左右，我不用说其他城市，就拿邬熙市为例。邬熙市是一个拥有三百万人口的中型城市，换而言之，三十个心理工作者要担负起三百万人的心理健康，什么比例？1:300000。这个数据能说明什么问题？我可以很负责任这么跟大家说：昨天是3月7日，周五，邬熙市心理咨询中心收到各社区提交过来的心理援助申请共计241份，心理援助在岗心理工作者13名，如果照单全收，那就是241除以13，平均每位心理工作者要接受将近19份卷宗。如果效率高，那也无所谓，不算多。但一名心理工作者从接受一份卷宗到闭合一份卷宗，需要多长时间呢？根据心理疾病不同，闭合的时间有长有短，但平均下来，也要一个多月才能闭合一份卷宗，如果我作为一名心理工作者，平均每天在每份卷宗上花上2个小时(纯粹的理想状态，约申请人心理谈话治疗一般是90分钟左右，但里面还得涉及到交通时间、等待时间以及其他的意外、突发情况，所以，这2个小时绝对是最为理想状态下的时间了。)那我一天不吃不喝不睡觉，甚至是不上洗手间，那也顶多能接12份卷宗。我在这里只做一句话的总结：时至今日，还有2006年的卷宗没有闭合呢，至今已经有8年的光阴了。说到底，这卫生部门设立的“心理咨询中心”也就是一种杯水车薪、无奈、有胜于无的一个鸡肋单位，它的存在依旧不能改变中国心理治疗制度的落后的现实。
言归正传：我对罗莉婷父母所言的都是“肺腑之言”。但罗莉婷的父母不能理解。依旧一再坚持我应该再等等。我无奈之下，只能对着其他在等候着罗莉婷父母“面试”的心理工作者们亮出了我的工作证件说道：“不好意思，我插个队大家应该没有意见吧？”在等候着的心理工作者们，他们的“心理咨询师”的职称审核都是由我单位负责勘合，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他们的监管单位，里面的很多人我都认识，想必他们也认识我，对于我这样的举动，大家都是点点头，表示没有意见。其实他们心里也明白的很，我这一公办单位的压根就不愿意跟他们抢这个生意，有人跟他们少分一杯羹，那这样的“插队”何乐而不为呢？
但这么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却在罗莉婷父母的眼里视为了一种权威，罗莉婷父母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看来你在心理这一行很有人缘嘛？”他们一说这话，我就知道他们是门外汉，不懂得心理行业的行规，但我也没有必要去跟他们掰扯这个，我只是淡淡的说道：“你们能够请他们真的要比申请心理援助要好的多，对于我们而言，对于这心理援助的工作，没有太多的主观能动性，而他们就不一样了！这对于他们毕竟很自己的切身利益挂钩，所以，于情于理，他们都要为你家的女儿亲力亲为。为了省去大家不必要的麻烦和时间，请你们在这个委派单上签个字吧！”那罗莉婷的父亲觉得我说的话有道理，点了点头说道：“行！我来签掉它，对于这申请不申请的事情，我们真的不是很清楚，都是听朋友说的，让你白跑一趟，真的万分抱歉。”说完，罗莉婷的父亲拿起笔，准备要在委派单上签上自己大名的时候，突然，罗莉婷的母亲在旁喊道：“老罗，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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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坞熙的路上，无论罗丽婷怎么询问熊欣可，熊欣可一路都没有言语，反倒是熊欣可的父亲熊天勤对罗丽婷不断的嘘寒问暖，这样罗丽婷非常的不安，好不容易挨到了坞熙，熊欣可直接告别父亲道：“我的行李你直接帮我拿回家吧，我跟罗丽婷一起逛街去了！”
“这熊孩子你美国回来都不用倒时差吗？你体力跟得上吗？”熊天勤带着责备的口吻说道：
熊欣可压根就没有理会父亲，径直拉着罗丽婷下了车，随后在一家茶楼里做了下来。
“欣可你快点说呀，这杨玉明在美国到底怎么了？”罗丽婷刚一落坐，就急不可耐的问道：
“萝莉，你喝什么？咖啡还是奶茶？”熊欣可似乎并不是很着急的问道：
罗丽婷对于熊欣可顾左右而言他的态度感到不满，顿时从座位上窜了起来，拍着桌子歇斯底里的说道：“熊欣可，你到底要怎样才肯跟我说杨玉明的事情？”这一超乎常人想象的举动不仅惊呆了熊欣可，也惊呆了在茶楼里的其他客人和服务员。
熊欣可连忙拉着罗丽婷坐下，随后不再隐瞒的说道：“萝莉，你还是重新找一个吧！”
这句话虽然没有直接回答罗丽婷的正面提问，但想必所有的人都能明白，这罗丽婷和杨玉明的爱情应该是走到了终点。但这个时候的杨玉明显然是不死心，揪着熊欣可的衣襟说道：“欣可你能说清楚一点吗？杨玉明到底怎么了？”
熊欣可摇着头说道：“萝莉，这样的回答还不能说明一切问题吗？杨玉明杨玉明他彻底将你放弃了！”如果说先前熊欣可的回答还多多少少有些隐涩的意味，那这一次回答应该是再也清楚不过了。可是，即便是这样的回答。罗丽婷依旧不愿意接受现实，她拿起手机，拨通了她每天都会拨打的杨玉明在美国的电话，可电话的那端，永远是用一连串的英文告知罗丽婷：已关机！罗丽婷彻底崩溃了，如果说先前还有那么一丝一毫的希望，那现在可以说是彻底的绝望。罗丽婷在这场爱情游戏中，输得体无完肤，但这一点，不是罗丽婷所看重的。她所看重的是最心爱的人永远不可能回到自己的身边了！
只见罗丽婷“唿”的一下窜出了茶楼，熊可欣见状，大惊，怕其做傻事，连忙跟了出去。追上罗丽婷问道：“萝莉，你这是要去哪里？”
“我去美国！”罗丽婷非常肯定的。带着少见的悲恸感说道：
罗丽婷最后成行了。在亲朋的帮助下，罗丽婷在三月月底顺利登上了开往美国的飞机，关于罗丽婷这一段前往美国的详情，没人能知道，但凡有人问起，罗丽婷都是闭口不答。在09年的圣诞节那次。罗丽婷请我去酒吧喝酒了大家没有看错，确实是酒吧喝酒。可以说，罗丽婷在三月底前往美国，到四月初回国。然后接下来所发生的，让所有认识罗丽婷的人都觉得罗丽婷有了一个极端的变化。特别是在生活作风上，几乎已经颓废到罄竹难书的地步了，每天都沉迷于酒吧，买醉、一夜情几乎成为了罗丽婷生活的全部。这个时候，罗丽婷的父母才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原本还指望着罗丽婷的好友熊欣可能帮助罗丽婷尽快走出失恋的阴影，但事实证明不仅无效，反而还将熊欣可牵连了进去。熊欣可为此跟谈了将近两年的男朋友分手。
在熊天勤的提醒下，罗丽婷的父母意识到带罗莉婷去接受心理治疗的重要性，于是，给罗莉婷寻找一个合适的心理医生成为了罗莉婷父母的耽误之极。
罗莉婷的父母在寻找心理医生的这件事情上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那就是有些一厢情愿。其实心理治疗是一个互动的过程，要让接受心理治疗的人去信任给他治疗的心理医生，换而言之：给罗莉婷选择心理医生，严格意义上是罗莉婷自己的选择，而不是罗莉婷的父母替罗莉婷选择。可惜的是，罗莉婷父母曾经跟罗莉婷谈过给她找一名心理医生的事情，但已经非常极端的罗莉婷想都没想都断然拒绝了。这就造成了罗莉婷父母只能“赶旱鸭子下水”的勉强一幕。但对于罗莉婷父母而言，实在不知道怎么样的心理医生适合罗莉婷，所以一股脑的邀请了很多心理医生，当然，他们也通过《心理援助申请》获得了心理援助的资格，而接手这个案例的人就是我。
我记得第一次见到罗莉婷父母的时候应该是在2009年的6月1日，很好记的一个日子——国际儿童节，见面的地点就是罗莉婷的家里，一高档小区的别墅区里，非常的气派。大家请示也应该清楚，对于我们这些在心理咨询中心工作的人而言，是拿死工资的，跟社会上的那些民营心理咨询机构比起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要差很多，那次约好下午一点的见面，我差不多到下午一点十五分左右才到，到的时候，罗莉婷的家里已经坐满了人，有坐着的，也有站着的，约莫有七、八个人，进去后，有一保姆阿姨给我端来了一张椅子，让我先坐着等一会儿，我连忙说道：“阿姨，我过来是找罗莉婷小姐的，我是心理咨询中心委派过来的心理咨询师”那保姆阿姨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就不耐烦的说道：“在这里的都是心理医生，我家主人在逐一过目呢，谁叫你晚来的？一个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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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等什么？你们叫这些心理医生过来还不好吗？有些我都还认识的，都不错，比我好多了！”说完，我就递上那委派单，准备让罗莉婷的父亲签字。这时，一旁的罗莉婷母亲看着那委派单说道：“哟蒋凯挺好的名字，就叫你小蒋吧，我们家里的意思很明确，就是想组建一个心理团队，来帮助我女儿尽快走出阴影，小蒋，你看这么多人等着你，要不你先等等”
心理团队？说真的，由于案例本身具备的性以及心理工作者的主观性，所以，几乎所有的心理咨询都是推崇的一对一服务，至少我工作这么多年以来，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个心理团队去为一个人做心理咨询的。我能想明白这个问题，想必这些过来“受考核”的心理工作者们也同样清楚，但为何在清楚的前提下，大家都不出声反对，反而还都跟着应和呢？我转念一想，当即明白了，敢情这应该是一单价格不菲的心理案例，谁都想接这么一个“肥活”，既然可以吃大锅饭，在利益面前，这些心理医生都选择了集体失声。
在这里，我利用这个机会，来抨击一下我国当下的心理医疗制度。在我国，心理治疗分为两种，分别是门诊类和非门诊类。所谓的门诊类，就是设立在医院里，专门单独设立一个科，这个科室的名称一般称为“心理门诊科”或“精神类门诊类”，为了适应当下的医疗体系的完善发展，有很多的地方还会单独设立一个专科医院，一般会称之为“精神病院”，这类医院一般会收容一些对社会会产生危害的精神病人，带有一种限制、强制性质的公立医院。这种门诊类医院基本上对于一些重大的，需要开“红色处方”药物(精神类药品)的精神病种是可以纳入医保范围的。还有一种是“非门诊类”的，一般就是我们所言的社会上的心理咨询机构，这些心理咨询机构，大都是民营性质，自负盈亏，所以，为了抢占生意，可以说是不择手段。或许有很多读者会问：那既然是这样，那我大不了有了心理问题后就直接去门诊类的“心理门诊科”看好了，一来属于医保范围，二来还不至于被那些民营机构来“宰”上一刀。其实没有这么简单。如果你有一些抑郁、消极、暴力倾向等一系列心理上的问题，你可以尝试去那些“心理门诊科”挂个号，看一下。那里的医生一听到你这样的情况，随后就把你的号给取消掉了，“保持心情愉快就成。”就这么一句话就把你给打发走了。为何？你这心理问题够不上用药，人家医生压根就不会理会于你。也就是这个原因。造成了社会上的心理咨询机构如雨后般春笋一样，异军突起，很多大中型城市，如杭州、上海、广州等地，这类心理工作室遍布各个角落，由于缺乏监管，只要取得一张证书和营业执照就能挂牌经营，有的更是无照无证就开始冒充心理工作者给人做心理指导，这让整个社会对心理工作者的评价一落千丈。我可以很有把握的这么说：在国外，从事心理工作者的属于社会经营。在中国，那就几乎等同于坑蒙拐骗偷的角色。鉴于这些原因，很多地方上的卫生部门开始着力打造心理工作者的形象工程，这“心理咨询中心”也就正式的运营而生了。心理咨询中心的成立，首先在编制上确保了心理工作者的稳定收入。由地方财政拨款。以社区为单位，对于需要心理咨询的人(尚达不到需要使用精神类药物)通过所在社区进行申请。然后有社区统一提交到心理咨询中心。心理咨询中心根据申请人的申请，分派心理工作者给予心理指导，整个过程都是免费义务的。这蓝图看似美好，但实则还是杯水车薪。其他的不说，就编制这个问题，卫生部门能给你心理咨询中心多少个编制？满打满算。五十个总可以了吧？这五十个编制还要排除一些行政、财务、领导岗位的名额，真正从事心理援助的也就三十个左右，我不用说其他城市，就拿邬熙市为例。邬熙市是一个拥有三百万人口的中型城市，换而言之，三十个心理工作者要担负起三百万人的心理健康，什么比例？1:300000。这个数据能说明什么问题？我可以很负责任这么跟大家说：昨天是3月7日，周五，邬熙市心理咨询中心收到各社区提交过来的心理援助申请共计241份，心理援助在岗心理工作者13名，如果照单全收，那就是241除以13，平均每位心理工作者要接受将近19份卷宗。如果效率高，那也无所谓，不算多。但一名心理工作者从接受一份卷宗到闭合一份卷宗，需要多长时间呢？根据心理疾病不同，闭合的时间有长有短，但平均下来，也要一个多月才能闭合一份卷宗，如果我作为一名心理工作者，平均每天在每份卷宗上花上2个小时(纯粹的理想状态，约申请人心理谈话治疗一般是90分钟左右，但里面还得涉及到交通时间、等待时间以及其他的意外、突发情况，所以，这2个小时绝对是最为理想状态下的时间了。)那我一天不吃不喝不睡觉，甚至是不上洗手间，那也顶多能接12份卷宗。我在这里只做一句话的总结：时至今日，还有2006年的卷宗没有闭合呢，至今已经有8年的光阴了。说到底，这卫生部门设立的“心理咨询中心”也就是一种杯水车薪、无奈、有胜于无的一个鸡肋单位，它的存在依旧不能改变中国心理治疗制度的落后的现实。
言归正传：我对罗莉婷父母所言的都是“肺腑之言”。但罗莉婷的父母不能理解。依旧一再坚持我应该再等等。我无奈之下，只能对着其他在等候着罗莉婷父母“面试”的心理工作者们亮出了我的工作证件说道：“不好意思，我插个队大家应该没有意见吧？”在等候着的心理工作者们，他们的“心理咨询师”的职称审核都是由我单位负责勘合，严格意义上来说，是他们的监管单位，里面的很多人我都认识，想必他们也认识我，对于我这样的举动，大家都是点点头，表示没有意见。其实他们心里也明白的很，我这一公办单位的压根就不愿意跟他们抢这个生意，有人跟他们少分一杯羹，那这样的“插队”何乐而不为呢？
但这么一个不经意的举动却在罗莉婷父母的眼里视为了一种权威，罗莉婷父母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看来你在心理这一行很有人缘嘛？”他们一说这话，我就知道他们是门外汉，不懂得心理行业的行规，但我也没有必要去跟他们掰扯这个，我只是淡淡的说道：“你们能够请他们真的要比申请心理援助要好的多，对于我们而言，对于这心理援助的工作，没有太多的主观能动性，而他们就不一样了！这对于他们毕竟很自己的切身利益挂钩，所以，于情于理，他们都要为你家的女儿亲力亲为。为了省去大家不必要的麻烦和时间，请你们在这个委派单上签个字吧！”那罗莉婷的父亲觉得我说的话有道理，点了点头说道：“行！我来签掉它，对于这申请不申请的事情，我们真的不是很清楚，都是听朋友说的，让你白跑一趟，真的万分抱歉。”说完，罗莉婷的父亲拿起笔，准备要在委派单上签上自己大名的时候，突然，罗莉婷的母亲在旁喊道：“老罗，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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