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养老与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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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养老？是指出钱？还是指出力（即每天帮助老人做饭、穿衣、上厕所）？提到“养老”，表明老年人需要他人供养。“养老问题”一般是指如何解决退出生产领域后的老年人的收入来源和生活安排。需要明确的是，在经济上和生活上能够自立的老年人的情况不在我们谈论的范围之列。
养老制度有不同的来源，基本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家庭养老，指家庭成员提供的各种帮助，包括物质、服务和精神方面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子女、亲属。第一位的是配偶。第二位的是子女。另一种是社会养老，指来自家庭以外的各种社会性帮助，如国家（政府）、企业、单位、街道、居委会等。关于社会养老，有人以为退休金是个人养老，说是这是老年人过去劳动创造价值的返还。社会养老是社会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行为。其实养老金无论是个人投入，还是国家、企业投入，都经过社会化管理，因此仍然算是社会养老。只有纯个人行为才是个人养老，如依靠个人的存款、利息、房产等。
老年人由于自身和家庭情况的不同，他们所需要的供养方面也会有所不同。有的老人在经济上并不愁钱花，但身体不好，需要他人的帮助。有的老人生活上还可以自理，但就是缺钱用，经济上需要帮助。还有的老人既不缺钱，身体也可以，但是缺感到孤独、寂寞，他们十分需要有人在精神上给予帮助。一般来说，我国的低龄老人、尤其是老年妇女在经济上的需求比较大，高龄老人和患有严重疾病的老人在生活照料方面的需求比较大。孤寡、独居老人在精神方面的需求更加强烈一些。一个人*老年之后，上述情况都有可能遇到，因此，如何安度晚年，是需要有所思想准备的。
中国从20多年前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由于该政策在城镇家庭得到了有效的实施，城镇人口老龄化现象已经初现端倪，养老问题也变得日益严峻起来。劳动力数量的下降会对劳动收入和利率产生影响，从而改变人们生命周期内的收入路径，并进一步影响他们的消费行为。因此，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很可能是导致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发生变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养老保险制度也是影响收入路径的重要因素。在完全基金式的养老保险制度中，养老金收入主要取决于基金数量和利率水平。而在现收现付式的养老保险制度中，养老金收入是由中青年人的数量、他们的劳动收入和代际转移比例等因素决定的。宏观经济学中的叠代模型可以很好地再现这两种养老保险制度的内在逻辑，本文的第二部分将对此作简单的介绍。在本文的第三部分中，我们构建了一个旨在反映目前中国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两期叠代模型。我们发现，只要消费的跨期替代*小于1，模型中的个人最优储蓄率就将与未来劳动力数量负相关。为了检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的重要性，我们在第四部分中还采用了数值模拟方法，结果验证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于最优储蓄率的显著作用，从而为我们的解释提供了理论依据。
谈了太多的责任和义务，即使是有家庭责任感的人都会觉得很烦。每一个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都是不由自主的，由此他们也一路不由自主地背负其各种各样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人的本性是自由的，是有**的，这个**就是自我的满足。当然，人的**也分高级和低级。高级的**，如改造世界，争取荣誉；低级的，如饱暖和*等动物性要求。但是，不等于说低级的自我**就是可耻的，可有可无的，这些**也许是低级的，但是绝对不是*的，没有这些低级的**人类也许不会延续至今。
然而千百年来，中国的统治者就是用这种反人性的儒家说教来教化人民的，也正是这套说教渐渐地固化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性中，成了中国人民族性格的一部分。长期的教育使得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思想深入人心，普通民众逐渐地被培养成为自觉实行和施行道德的工具，最高的统治者可以扼杀统治阶层官员的**，高级官员可以扼杀低级官员的**，官员可以扼杀百姓的**，家族族长可以扼杀族人的**，家庭之中家长可以扼杀子女晚辈的**，丈夫可以扼杀妻子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层一层，一环一环，形成一个残酷等级制的伦理体系。
传统儒家学说强调天理，反对人欲，从家国本位出发强调人首先要服从家国利益，因而很少涉及对人的感*望、个体幸福的肯定。当然，儒家也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早期的儒家，也就是先秦儒家，如孔子主要是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至孟子就讲“杀身成仁”了，即使如此，这个时候也依然保留了一点儿人本主义成分，如“食色，性也”；发展到宋代的程朱理学，将佛教的禁欲主义和儒学的伦理思想融合在一起，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将一切人的本能的**扼杀得干干净净，以至于看起来中国人似乎先天地就是反人性的。
许多中年人深切感到照料老年父母的困难，现代生产和生活节奏加快，劳动强度增加，社会流动性增强，直接影响了子女对父母的行孝。由于时间、精力所限，成年子女越来越感到照料老人的担子沉重。尤其是对于卧床不起老人来说，他们的子女更难以承担长期照料老人的责任。人们形容他们的生活是：“战斗的早晨”、“紧张的中午”、“疲劳的夜晚”，或者“战斗的周末”、“疲劳的星期一”。随着年龄不断提高，*功能下降，体力消耗随着工作、生活负担加剧而倍增，甚至危及生命。机器尚且需要维修与保养，更何况是人。但是长期照顾老人又使照顾者不得不中断职业，从而影响他们晚年的退休金收入保障。照料者没有自己的闲暇时间，精神上负担沉重，有的产生孤独感。老人的性格与意志比儿童大，身患疾病后也不如儿童好得快，残疾率比较高，对老年人的照顾比对年幼的子女的照顾难度更大。有的子女为了照顾多年瘫痪在床的母亲直到三、四十岁不能结婚。有的负债累累，长期处于贫困线以下，不能过正常生活。甚至有的导致家庭的崩溃。人们常说：忠孝两难全。因此，老年父母的照料已不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不少人反映，他们还能够体谅、照顾父母，而自己老后下一代独生子女却指望不上，怎么办呢？他们说：“咱们就这么一个孩子，人家有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我不能因为自己而影响孩子的工作和生活。一旦自己真动不了了，我就选择安乐死。”人们寄希望于安乐死，然而。可行性又如何呢？且不说实现安乐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其实上，人们往往是在年轻时不怕死，而到了老年死亡真要来临时，就都不想死了。
当家庭养老在新形势下日益面临种种困境时，社会养老正在持续发展，因而有些人乐观地断言，社会养老将取代家庭的养老功能，他们把养老希望全部寄托在社会，我们的问题是：家庭养老果真能够被社会养老所取代吗？
社会养老遇到新问题。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一方面，原有的工资制度发生新变化，致使退休金的实际替代率降低，另一方面，旧制度中养老金未与物价挂钩，使退休金的提高滞后于物价上涨。医疗保障制度采取新措施后，刺激了医疗费用膨胀。部分企业职工的医疗费实行包干，定额之外由自己负担。低收入和无退休金的老人医疗费用支付能力相当有限。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受到周期性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具有不稳定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亏损企业处于危机状态，工资发放困难，社会保障费用支付出现断档。依靠退休金的老人仍然有需要依靠家庭的时候。
老年福利服务缺口巨大。目前，中国城市尚无系统的老年服务体系，社会福利十分有限，养老设施严重不足，远不能适应老年人口迅速发展形势的需要。1994年底，全国城乡由政府和社区兴办的各种福利院和敬老院共收养孤寡老人73.6万人，约占1亿老人的0.7%……全国只有70余万人能够住进老年公寓，仅占老年人口的0.6%。
制度转轨无法一步登天。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处改革过程之中，保障资金运转中的许多问题都在不断探索之中。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导致不同养老制度并存的局面。各种不同养老制度之间的协调、接轨需要时间。社会养老在短期内难以到位，因此，家庭养老还不能丢掉。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的家庭养老仍然起重要作用，但是，养老的内容将会发生变化。即使在发达国家，家庭在养老方面的作用也没有完全消失。在人口老龄化条件下，解决养老问题的趋势是：由社会向老年人提供主要收入，主要由老年人自己相互提供劳务服务，子女和社会辅助之；子女主要在感情上照料老年人。社会化养老是一种趋势。强化家庭养老功能并不会使这一趋势扭转。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把老年人都送到护理院、养老院去度过他们的余生，并非是个好办法。在那里，老人脱离社会，脱离家庭，他们感受不到沸腾的社会生活与家庭的温馨，在精神上容易产生压抑与苦闷。现在，发达国家正在鼓励老年人回到家中，但这并不是指回到子女的家中、提倡三代同堂，而是指“在家养老”。老人住在自己家中，过去集中在医院、养老院的社会服务转向深入老人家庭。老人的生活困难有医疗保健服务主要依靠家庭服务员。这样，即可以节省经费，又可以让老人的生活不脱离社区，并有利于老人与子女、亲属的接触。今后，我国如果像发达国家那样，建立家庭服务员制度，深入到老年家庭，提供日常生活、医疗保健服务，心理咨询服务。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无力普及退休养老制度和大面积发展老年福利服务事业。另一方面，广大老年人的收入低，多数人较长时期无力支付社会服务费用，这从另一个角度限制了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当老人需要照料时，他们只能依靠家庭。例如老人看病，经济条件好一些的可以雇出租车，但经常跑医院就花不起出租车钱了，除非你是大款。许多人不得不让子女用自行车或三轮车送到医院。老人生活中还有大量重体力劳动，如换煤气罐、买粮食、维修房屋、农村中的粮食加工、挑水什么的，都需要子女的帮助。难怪中国老年人对子女的依赖程度要比发达国家高得多。
在人口老龄化与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家庭的供养资源正在减少，供养力下降，传统的家庭养老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养老制度顶梁柱的基石在动摇。究竟有多少个小家庭能够承受得住如此重负？“明天谁来养老”问题已历史地摆在每一个中年和青年-未来的老年人-面前。
什么是养老？是指出钱？还是指出力（即每天帮助老人做饭、穿衣、上厕所）？提到“养老”，表明老年人需要他人供养。“养老问题”一般是指如何解决退出生产领域后的老年人的收入来源和生活安排。需要明确的是，在经济上和生活上能够自立的老年人的情况不在我们谈论的范围之列。
养老制度有不同的来源，基本上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家庭养老，指家庭成员提供的各种帮助，包括物质、服务和精神方面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子女、亲属。第一位的是配偶。第二位的是子女。另一种是社会养老，指来自家庭以外的各种社会性帮助，如国家（政府）、企业、单位、街道、居委会等。关于社会养老，有人以为退休金是个人养老，说是这是老年人过去劳动创造价值的返还。社会养老是社会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行为。其实养老金无论是个人投入，还是国家、企业投入，都经过社会化管理，因此仍然算是社会养老。只有纯个人行为才是个人养老，如依靠个人的存款、利息、房产等。
老年人由于自身和家庭情况的不同，他们所需要的供养方面也会有所不同。有的老人在经济上并不愁钱花，但身体不好，需要他人的帮助。有的老人生活上还可以自理，但就是缺钱用，经济上需要帮助。还有的老人既不缺钱，身体也可以，但是缺感到孤独、寂寞，他们十分需要有人在精神上给予帮助。一般来说，我国的低龄老人、尤其是老年妇女在经济上的需求比较大，高龄老人和患有严重疾病的老人在生活照料方面的需求比较大。孤寡、独居老人在精神方面的需求更加强烈一些。一个人*老年之后，上述情况都有可能遇到，因此，如何安度晚年，是需要有所思想准备的。
中国从20多年前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由于该政策在城镇家庭得到了有效的实施，城镇人口老龄化现象已经初现端倪，养老问题也变得日益严峻起来。劳动力数量的下降会对劳动收入和利率产生影响，从而改变人们生命周期内的收入路径，并进一步影响他们的消费行为。因此，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很可能是导致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发生变异的一个重要因素。此外，养老保险制度也是影响收入路径的重要因素。在完全基金式的养老保险制度中，养老金收入主要取决于基金数量和利率水平。而在现收现付式的养老保险制度中，养老金收入是由中青年人的数量、他们的劳动收入和代际转移比例等因素决定的。宏观经济学中的叠代模型可以很好地再现这两种养老保险制度的内在逻辑，本文的第二部分将对此作简单的介绍。在本文的第三部分中，我们构建了一个旨在反映目前中国城镇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两期叠代模型。我们发现，只要消费的跨期替代*小于1，模型中的个人最优储蓄率就将与未来劳动力数量负相关。为了检验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于中国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变异的重要性，我们在第四部分中还采用了数值模拟方法，结果验证了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于最优储蓄率的显著作用，从而为我们的解释提供了理论依据。
谈了太多的责任和义务，即使是有家庭责任感的人都会觉得很烦。每一个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人都是不由自主的，由此他们也一路不由自主地背负其各种各样的责任和义务但是，人的本性是自由的，是有**的，这个**就是自我的满足。当然，人的**也分高级和低级。高级的**，如改造世界，争取荣誉；低级的，如饱暖和*等动物性要求。但是，不等于说低级的自我**就是可耻的，可有可无的，这些**也许是低级的，但是绝对不是*的，没有这些低级的**人类也许不会延续至今。
然而千百年来，中国的统治者就是用这种反人性的儒家说教来教化人民的，也正是这套说教渐渐地固化到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性中，成了中国人民族性格的一部分。长期的教育使得封建社会的纲常伦理思想深入人心，普通民众逐渐地被培养成为自觉实行和施行道德的工具，最高的统治者可以扼杀统治阶层官员的**，高级官员可以扼杀低级官员的**，官员可以扼杀百姓的**，家族族长可以扼杀族人的**，家庭之中家长可以扼杀子女晚辈的**，丈夫可以扼杀妻子的**，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一层一层，一环一环，形成一个残酷等级制的伦理体系。
传统儒家学说强调天理，反对人欲，从家国本位出发强调人首先要服从家国利益，因而很少涉及对人的感*望、个体幸福的肯定。当然，儒家也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早期的儒家，也就是先秦儒家，如孔子主要是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至孟子就讲“杀身成仁”了，即使如此，这个时候也依然保留了一点儿人本主义成分，如“食色，性也”；发展到宋代的程朱理学，将佛教的禁欲主义和儒学的伦理思想融合在一起，提出“存天理灭人欲”，将一切人的本能的**扼杀得干干净净，以至于看起来中国人似乎先天地就是反人性的。
许多中年人深切感到照料老年父母的困难，现代生产和生活节奏加快，劳动强度增加，社会流动性增强，直接影响了子女对父母的行孝。由于时间、精力所限，成年子女越来越感到照料老人的担子沉重。尤其是对于卧床不起老人来说，他们的子女更难以承担长期照料老人的责任。人们形容他们的生活是：“战斗的早晨”、“紧张的中午”、“疲劳的夜晚”，或者“战斗的周末”、“疲劳的星期一”。随着年龄不断提高，*功能下降，体力消耗随着工作、生活负担加剧而倍增，甚至危及生命。机器尚且需要维修与保养，更何况是人。但是长期照顾老人又使照顾者不得不中断职业，从而影响他们晚年的退休金收入保障。照料者没有自己的闲暇时间，精神上负担沉重，有的产生孤独感。老人的性格与意志比儿童大，身患疾病后也不如儿童好得快，残疾率比较高，对老年人的照顾比对年幼的子女的照顾难度更大。有的子女为了照顾多年瘫痪在床的母亲直到三、四十岁不能结婚。有的负债累累，长期处于贫困线以下，不能过正常生活。甚至有的导致家庭的崩溃。人们常说：忠孝两难全。因此，老年父母的照料已不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已成为一个社会问题。
不少人反映，他们还能够体谅、照顾父母，而自己老后下一代独生子女却指望不上，怎么办呢？他们说：“咱们就这么一个孩子，人家有自己的工作和事业，我不能因为自己而影响孩子的工作和生活。一旦自己真动不了了，我就选择安乐死。”人们寄希望于安乐死，然而。可行性又如何呢？且不说实现安乐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其实上，人们往往是在年轻时不怕死，而到了老年死亡真要来临时，就都不想死了。
当家庭养老在新形势下日益面临种种困境时，社会养老正在持续发展，因而有些人乐观地断言，社会养老将取代家庭的养老功能，他们把养老希望全部寄托在社会，我们的问题是：家庭养老果真能够被社会养老所取代吗？
社会养老遇到新问题。现有的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一方面，原有的工资制度发生新变化，致使退休金的实际替代率降低，另一方面，旧制度中养老金未与物价挂钩，使退休金的提高滞后于物价上涨。医疗保障制度采取新措施后，刺激了医疗费用膨胀。部分企业职工的医疗费实行包干，定额之外由自己负担。低收入和无退休金的老人医疗费用支付能力相当有限。养老保险基金的保值、增值受到周期性经济波动的影响而具有不稳定性。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亏损企业处于危机状态，工资发放困难，社会保障费用支付出现断档。依靠退休金的老人仍然有需要依靠家庭的时候。
老年福利服务缺口巨大。目前，中国城市尚无系统的老年服务体系，社会福利十分有限，养老设施严重不足，远不能适应老年人口迅速发展形势的需要。1994年底，全国城乡由政府和社区兴办的各种福利院和敬老院共收养孤寡老人73.6万人，约占1亿老人的0.7%……全国只有70余万人能够住进老年公寓，仅占老年人口的0.6%。
制度转轨无法一步登天。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正处改革过程之中，保障资金运转中的许多问题都在不断探索之中。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导致不同养老制度并存的局面。各种不同养老制度之间的协调、接轨需要时间。社会养老在短期内难以到位，因此，家庭养老还不能丢掉。
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的家庭养老仍然起重要作用，但是，养老的内容将会发生变化。即使在发达国家，家庭在养老方面的作用也没有完全消失。在人口老龄化条件下，解决养老问题的趋势是：由社会向老年人提供主要收入，主要由老年人自己相互提供劳务服务，子女和社会辅助之；子女主要在感情上照料老年人。社会化养老是一种趋势。强化家庭养老功能并不会使这一趋势扭转。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把老年人都送到护理院、养老院去度过他们的余生，并非是个好办法。在那里，老人脱离社会，脱离家庭，他们感受不到沸腾的社会生活与家庭的温馨，在精神上容易产生压抑与苦闷。现在，发达国家正在鼓励老年人回到家中，但这并不是指回到子女的家中、提倡三代同堂，而是指“在家养老”。老人住在自己家中，过去集中在医院、养老院的社会服务转向深入老人家庭。老人的生活困难有医疗保健服务主要依靠家庭服务员。这样，即可以节省经费，又可以让老人的生活不脱离社区，并有利于老人与子女、亲属的接触。今后，我国如果像发达国家那样，建立家庭服务员制度，深入到老年家庭，提供日常生活、医疗保健服务，心理咨询服务。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社会无力普及退休养老制度和大面积发展老年福利服务事业。另一方面，广大老年人的收入低，多数人较长时期无力支付社会服务费用，这从另一个角度限制了社会服务事业的发展。当老人需要照料时，他们只能依靠家庭。例如老人看病，经济条件好一些的可以雇出租车，但经常跑医院就花不起出租车钱了，除非你是大款。许多人不得不让子女用自行车或三轮车送到医院。老人生活中还有大量重体力劳动，如换煤气罐、买粮食、维修房屋、农村中的粮食加工、挑水什么的，都需要子女的帮助。难怪中国老年人对子女的依赖程度要比发达国家高得多。
在人口老龄化与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家庭的供养资源正在减少，供养力下降，传统的家庭养老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作为养老制度顶梁柱的基石在动摇。究竟有多少个小家庭能够承受得住如此重负？“明天谁来养老”问题已历史地摆在每一个中年和青年-未来的老年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