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八 章 学业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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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为了把东北变成侵占全中国和东南亚的基地，先建立了伪满洲国政府，然后在东北农村尤其是山区实行“归乡”政策。从那以后，东北的大地腥风血雨，善良的东北百姓过着饥寒交迫的亡国奴生活，三千万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凤凰山一带的“过江蛇”成龙被日本人杀了后，大户人家纷纷从城里跑了回来，日伪政府在这一带实行了保甲制度。破帽子沟的十几户人家编成了一甲，甲长由双岭子屯保长张老大的外甥担任。这小子姓刘，长得单巴细两，一肚子的坏水，屯中的人背地里都管他叫“溜坏水”。“溜坏水”自从当了甲长后，在屯里横行霸道，不知从哪弄了顶日本鬼子的军帽，成天歪戴着。不是说这家有反满抗日思想，就是那家背地里骂张保长了，搅得屯里鸡飞狗跳墙，家家都不得安宁，大伙都把他恨透了。
那年月农村的村长、保长和甲长是肥缺，一般要花上钱才能当上，因此这“三长“基本都是由地主恶霸们担当。这些人当上“三长”后，依仗日本人的势力，肆无忌惮地欺压百姓，巧取豪夺，村民们的日子苦不堪言。
咱家那时，我的大姐二姐都出嫁了，大哥没正事，天天可那跳神弄鬼。租双岭子张老二的四亩山坡地又涨了租子，再加上那年月为了搜刮老百姓，伪政府规定养什么都得上税，活的有人头税、猪税、狗税、鸡税、鸭税、鹅税、牛税、马税，死的（不动产）有地税、房屋税。咱家那四亩山坡地一年下来，去了缴租和纳税后连口粮都不够。没办法，阿玛只好凭自己有一手打井的好手艺，常年在外边给人打井，家里的活就由额娘领着我们小哥俩维持。
老爷子的打井手艺在方圆百里是出了名的，他能根据打井人家的地势定出这里有没有水，井打到什么深度能出水和水质怎么样。几乎是十猜十中，基本没有出过差，当地的乡亲们称他是“神算王井匠”。
有一次，老爷子在给张家湾一户姓朱的保长打井时出了差。这差并不是出在井的问题上，而是出在字据上。这家井没开工时讲好是五块钱一口，以见水为准。在写字据的时候，东家把“见”字写成了这一字之差可就大了，见水为准是指的地表水，泉水则指的是地下水。这家原来就有一口井，再打一口主要是为了饮牲口，这井的深度有不少区别，两种井的价钱差在三元左右。
待井打完后，算账的时候东家耍了赖，朱大当家的说：“王井匠，你朝我要钱，我还想朝你要钱呢？”
“怎么着，这井有毛病？”
“这毛病大了，你没看这井里出的是什么水？”
“地表水呀！”
“这不就得了，挖个地表水的井我还用你干啥，我家里的长工就能挖，找你这个‘神算王井匠’来，就是叫你给我家打一口好水井，结果你把井打成这个样子，你自己说这钱我应不应该给你？”
“朱保长，你这话说得可就不对啦！当初讲的你就是打一口喂牲口的井，咱们还立了字据，你这人咋放赖呢？”说着阿玛从怀里掏出了字据，“你看看这上面不写得明明白白吗？”
“咱俩别在这瞎仗咕（吵架），上村公所讲理去！”
“我看也是，你这人太不讲理了！”
两个人一起上了村公所。
到了苍石屯村公所，村长听完两人的述说后，看了看阿玛拿出来的字据，上去就给老人家一个大嘴巴子，骂道：“你个老混蛋，这上面不明明白白的写着以泉水为准吗，你他妈是‘睁眼瞎’咋地？”
老爷子一听气得浑身直哆嗦，用手指着朱保长说：“姓朱的，你真不是个人哪！这两个钱你还唬我，你这保长咋当啊？”
村长说：“你***少在这胡搅，他保长咋当你管得着吗？你赶快给我滚，再不走我把你送到警察署去，定你个扰乱社会治安罪！”然后叫村丁们把老爷子连踢带打地赶了出来。
老爷子回到家后，连憋气带窝火大病了十来天。起炕后了狠，宁可不吃不喝也要把孩子供出一个识字的。再不能祖祖辈辈当“睁眼瞎”，叫人家欺负，出这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事！
那么在我们哥仨里叫谁念这个书呢？额娘犯了愁，按理说应该让老大念，可是老大已经过了岁数，同时他跟着傅大叔一天到晚神神叨叨是不行的。叫弟弟念吧，小河屯的学校离破帽子沟有七八里地远，还得翻一道山梁，家里人又不放心。合计来合计去还是我比较合适，于是就把我送到了小学。为这事，弟弟和我别上了劲，看我天天背着书包去上学，老不用好眼睛瞅我，一直对我有一股怨气。
我念书的学校在小河屯，只有一个姓刘的先生。这个刘先生六十来岁，白苍苍，戴着一副老花眼镜。他有个爱抽鼻子的毛病，碰着了刮风下雨或者天气冷一点，他那个鼻子“哧噜哧噜”地抽起来没完，听起来有点烦人。我们这些小学生当面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先生”，背地里却都叫他“哧鼻子”。
这先生虽然好哧鼻子，但学问挺高。老中华民国的时候，他在长春市小学任教。后来年纪大了被学校辞退，来到小河屯的亲外甥家，办了间私塾。满洲国以后私塾又都变成了官办小学，他就任这所学校的校长兼老师。学堂是在屯中一座三间草房里，东屋是女生的课堂，西屋是男生的课堂，两间屋南北大炕上，放着二十来张小课桌。
刘先生每天早上上课前，总好先说：“同学们，你们可得好好学习呀，只有学习好，知识丰富了，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咱们中华民族啊，有几千年的历史，为什么老受人家欺负，就是因为咱们国家贫穷落后，百姓愚昧，缺少知识。”他的这番话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听得我们都烦了。
不过他的这一番话有一次惹了大麻烦，差一点被送进了警察署。
那是我上学后的第二年的一天，双岭子屯张保长的两个小孙子，其中就有叫“三斜楞”的那个小子。因为贪玩没完成作业，第二天上学时刘先生勃然大怒，拿起戒尺把两个小子的手掌心好顿抽，打得这俩小子“噢噢”地哭，手心肿起挺老高。
放学后回到家里，张保长急眼了，叫管家连夜来找刘先生，质问他：“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开面，一个小孩子没完成作业，值得这么打他！不看僧面看佛面，没有俺家老爷照着（照顾），你能在这干得这么消停吗？”
“我到农村来不是图挣两个臭钱，我家在长春有买卖不缺钱，就是想叫这贫穷山区的孩子能念上书。至于你家老爷照着我，你转告他，我表示谢谢。但是，这和教孩子是两码事。棍棒底下出孝子，我就这个教法，要不行你们就把孩子领回去。”
管家在这个倔老头面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只好无可奈何地走了。
第二天下午，溪浪河镇警察所来了两个警察，说有人告他散布反满抗日言论，要把他抓到警察署去。刘先生的外甥塞给两个警察每人十元钱才把这事平息了下来。
刘先生在围前左右的屯中，是个受人尊敬的老人，但是也有不讲理的时候。
有一次，我得了感冒，浑身难受，鼻子堵得喘不过气来。这大鼻涕不知咋那么多，“哧噜哧噜”地抽起没完。在课堂上刘先生瞅我不顺眼了，因为他抽一下，我抽一下，好像有意和他比赛似的。第一堂课，他老不是好眼睛瞅我，弄得我心里毛的学的（毛）。
第二堂课他拿着戒尺过来了，问我：“你啥毛病？”
“感冒了”。
“感冒了？好，我给你治治，把手伸出来。”
我战战兢兢地把手伸了出来，只见他眼睛一瞪，照我的手“啪啪”就是两戒尺，痛得我直哆嗦。
“还哧噜不了？”
我鼻子一紧，“哧噜”一下说：“不敢了。”
同学们都哄堂大笑了起来，他愣愣地瞅着我。
晚上放学以后，刘先生把我留下唠了几句嗑。
“先生打你抱屈不？”
“不抱屈。”
“为什么？”
“先生哧噜鼻子，我就不应该哧噜了。”
他苦笑了一下，摸摸我的脑袋说：“先生今天不讲理啦！这两天我的心里憋得难受，拿你撒了气，你心里一定觉得挺委屈。”
先生的这番话，说得我眼泪在眼圈直转转。
“先生憋什么气？”
“县教育课来通知，叫小学开办日语课。我寻思这学堂是孔老夫子留下的，是咱中华民族的宝。开了日语课成了啥玩艺？再说咱也不会那东西呀！一说起来叽里哇啦的，不是西的，就是青蛙，听着都难受，咋说呀？”
“那咱就别开呗！”
“不开还不行，我正托中心校的校长和上边说说呢。”
后来因为没有日语教师，我们那个学校的日语也就一直没有开。
那时候念书学费不用交，只需交自己书本费两斗小米就可以了。就为这，全家人省吃俭用，晚间连油灯都舍不得点，天一抹黑额娘就催我们上炕睡觉。冬天里大长的夜，那能眯得着，我们小哥俩只好躺在被窝里捅捅咕咕练起了武术。多咋老爷子回来骂了句：“妈拉个巴子，还不睡觉，瞎捅咕啥？”我俩才消停地眯在被窝里，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梦乡。即使是这样，这两斗小米还是难以凑够。没办法，弟弟八岁就给张保长家去放猪。一个八岁的孩子，赶着十几头猪，穿行在山坡老林子里，那艰难的情景可想而知。
有一次，弟弟放猪时，一头小猪崽子摔到了砬子底下，把腰摔坏了，后腿也断了一条。
晚上回来后，张保长一见小猪崽子摔瘫巴了一只，不禁勃然大怒，抡起手中的拐杖一下子就把弟弟的胳膊打断了，弟弟又被他拳打脚踢打得鼻口窜血，被别人背着送回了家。
回到家后，老爷子看孩子被打成这样，心痛得直跺脚，抄起根棒子就去找张保长。
到了张保长的家，老爷子问他：“张保长，你虽然是一保之长，可也不能这么霸气呀！我家小三放猪不小心，把你家的猪崽子摔坏了，这是孩子不对，大不了我们赔你一只。你也不应该下这样的毒手把孩子打成这个样子，他才多大呀，你怎么下得了这么狠的手？”
“王井匠，你这话说得可就没道理了，你知道我这猪崽子值多少钱？我是用两担小米从舒兰镇西北乡日本开拓团换来的种猪，你赔得起吗？”
“行啦张保长，人都得讲良心，你那窝猪崽子不就是你家那头花郎母猪下的吗？花郎母猪打圈的时候，不是你家伙计赶着它到我们屯找老李家的公猪配的吗？”
张保长这下没话了，他又说：“行，就算是这么回事。那你说你家小三到我家后我对他咋地啦，是不给他吃还是不给他喝啦？看他的鞋坏得不像样，我把俺家孩子的新鞋都拿出来给他穿。你还让我咋地？这回是他不争气，净贪玩，我教训教训还不应该吗？”
“有你这么教训的吗？再教训两次孩子都被你打死啦！”
“你别跟我来这套，孩子我已经打啦，你能咋地，愿哪告哪告去！”
老爷子是个火杖子脾气，听他这么一说，抡起棒子就要和他拼命。院里的伙计们强把他拉住推回了家。
第二天晌午，溪浪河警察所来了两个警察，进屋不容分说就给老爷子一通皮带，然后把他带到警察所扣了起来。罪名是携带凶器私闯民宅，企图行凶扰乱社会治安。
第二天，大姐夫叫他的老爹“张八先生”给警察所送了五十元钱，老爷子才被放了回来。
大家问他：“警察所怎么说的？”
“妈了个巴子的，这帮警察更不讲理。说你家孩子把人家猪崽子腿摔断了，人家才把你家孩子胳膊打折了，这是两家扯平的事，你还到人家咋呼啥？大伙听听，这是人说的话吗？有钱人家猪崽子的腿比咱穷人家孩子的胳膊还值钱，这叫什么世道呢！咱们穷人还能不能活？”
大家摇头叹息：“就这个年头啊，这小日本不倒咱老百姓没个好！”
为了给弟弟治伤，我只好退学。在家一面帮额娘种地，一面逢溪浪河镇集日摆个小桌给人家代写书信。过年的时候，写些对联拿到集上去卖，那时我只念了四年的私塾。
日本军国主义政府为了把东北变成侵占全中国和东南亚的基地，先建立了伪满洲国政府，然后在东北农村尤其是山区实行“归乡”政策。从那以后，东北的大地腥风血雨，善良的东北百姓过着饥寒交迫的亡国奴生活，三千万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凤凰山一带的“过江蛇”成龙被日本人杀了后，大户人家纷纷从城里跑了回来，日伪政府在这一带实行了保甲制度。破帽子沟的十几户人家编成了一甲，甲长由双岭子屯保长张老大的外甥担任。这小子姓刘，长得单巴细两，一肚子的坏水，屯中的人背地里都管他叫“溜坏水”。“溜坏水”自从当了甲长后，在屯里横行霸道，不知从哪弄了顶日本鬼子的军帽，成天歪戴着。不是说这家有反满抗日思想，就是那家背地里骂张保长了，搅得屯里鸡飞狗跳墙，家家都不得安宁，大伙都把他恨透了。
那年月农村的村长、保长和甲长是肥缺，一般要花上钱才能当上，因此这“三长“基本都是由地主恶霸们担当。这些人当上“三长”后，依仗日本人的势力，肆无忌惮地欺压百姓，巧取豪夺，村民们的日子苦不堪言。
咱家那时，我的大姐二姐都出嫁了，大哥没正事，天天可那跳神弄鬼。租双岭子张老二的四亩山坡地又涨了租子，再加上那年月为了搜刮老百姓，伪政府规定养什么都得上税，活的有人头税、猪税、狗税、鸡税、鸭税、鹅税、牛税、马税，死的（不动产）有地税、房屋税。咱家那四亩山坡地一年下来，去了缴租和纳税后连口粮都不够。没办法，阿玛只好凭自己有一手打井的好手艺，常年在外边给人打井，家里的活就由额娘领着我们小哥俩维持。
老爷子的打井手艺在方圆百里是出了名的，他能根据打井人家的地势定出这里有没有水，井打到什么深度能出水和水质怎么样。几乎是十猜十中，基本没有出过差，当地的乡亲们称他是“神算王井匠”。
有一次，老爷子在给张家湾一户姓朱的保长打井时出了差。这差并不是出在井的问题上，而是出在字据上。这家井没开工时讲好是五块钱一口，以见水为准。在写字据的时候，东家把“见”字写成了这一字之差可就大了，见水为准是指的地表水，泉水则指的是地下水。这家原来就有一口井，再打一口主要是为了饮牲口，这井的深度有不少区别，两种井的价钱差在三元左右。
待井打完后，算账的时候东家耍了赖，朱大当家的说：“王井匠，你朝我要钱，我还想朝你要钱呢？”
“怎么着，这井有毛病？”
“这毛病大了，你没看这井里出的是什么水？”
“地表水呀！”
“这不就得了，挖个地表水的井我还用你干啥，我家里的长工就能挖，找你这个‘神算王井匠’来，就是叫你给我家打一口好水井，结果你把井打成这个样子，你自己说这钱我应不应该给你？”
“朱保长，你这话说得可就不对啦！当初讲的你就是打一口喂牲口的井，咱们还立了字据，你这人咋放赖呢？”说着阿玛从怀里掏出了字据，“你看看这上面不写得明明白白吗？”
“咱俩别在这瞎仗咕（吵架），上村公所讲理去！”
“我看也是，你这人太不讲理了！”
两个人一起上了村公所。
到了苍石屯村公所，村长听完两人的述说后，看了看阿玛拿出来的字据，上去就给老人家一个大嘴巴子，骂道：“你个老混蛋，这上面不明明白白的写着以泉水为准吗，你他妈是‘睁眼瞎’咋地？”
老爷子一听气得浑身直哆嗦，用手指着朱保长说：“姓朱的，你真不是个人哪！这两个钱你还唬我，你这保长咋当啊？”
村长说：“你***少在这胡搅，他保长咋当你管得着吗？你赶快给我滚，再不走我把你送到警察署去，定你个扰乱社会治安罪！”然后叫村丁们把老爷子连踢带打地赶了出来。
老爷子回到家后，连憋气带窝火大病了十来天。起炕后了狠，宁可不吃不喝也要把孩子供出一个识字的。再不能祖祖辈辈当“睁眼瞎”，叫人家欺负，出这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事！
那么在我们哥仨里叫谁念这个书呢？额娘犯了愁，按理说应该让老大念，可是老大已经过了岁数，同时他跟着傅大叔一天到晚神神叨叨是不行的。叫弟弟念吧，小河屯的学校离破帽子沟有七八里地远，还得翻一道山梁，家里人又不放心。合计来合计去还是我比较合适，于是就把我送到了小学。为这事，弟弟和我别上了劲，看我天天背着书包去上学，老不用好眼睛瞅我，一直对我有一股怨气。
我念书的学校在小河屯，只有一个姓刘的先生。这个刘先生六十来岁，白苍苍，戴着一副老花眼镜。他有个爱抽鼻子的毛病，碰着了刮风下雨或者天气冷一点，他那个鼻子“哧噜哧噜”地抽起来没完，听起来有点烦人。我们这些小学生当面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先生”，背地里却都叫他“哧鼻子”。
这先生虽然好哧鼻子，但学问挺高。老中华民国的时候，他在长春市小学任教。后来年纪大了被学校辞退，来到小河屯的亲外甥家，办了间私塾。满洲国以后私塾又都变成了官办小学，他就任这所学校的校长兼老师。学堂是在屯中一座三间草房里，东屋是女生的课堂，西屋是男生的课堂，两间屋南北大炕上，放着二十来张小课桌。
刘先生每天早上上课前，总好先说：“同学们，你们可得好好学习呀，只有学习好，知识丰富了，才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咱们中华民族啊，有几千年的历史，为什么老受人家欺负，就是因为咱们国家贫穷落后，百姓愚昧，缺少知识。”他的这番话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听得我们都烦了。
不过他的这一番话有一次惹了大麻烦，差一点被送进了警察署。
那是我上学后的第二年的一天，双岭子屯张保长的两个小孙子，其中就有叫“三斜楞”的那个小子。因为贪玩没完成作业，第二天上学时刘先生勃然大怒，拿起戒尺把两个小子的手掌心好顿抽，打得这俩小子“噢噢”地哭，手心肿起挺老高。
放学后回到家里，张保长急眼了，叫管家连夜来找刘先生，质问他：“你这个人怎么这么不开面，一个小孩子没完成作业，值得这么打他！不看僧面看佛面，没有俺家老爷照着（照顾），你能在这干得这么消停吗？”
“我到农村来不是图挣两个臭钱，我家在长春有买卖不缺钱，就是想叫这贫穷山区的孩子能念上书。至于你家老爷照着我，你转告他，我表示谢谢。但是，这和教孩子是两码事。棍棒底下出孝子，我就这个教法，要不行你们就把孩子领回去。”
管家在这个倔老头面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只好无可奈何地走了。
第二天下午，溪浪河镇警察所来了两个警察，说有人告他散布反满抗日言论，要把他抓到警察署去。刘先生的外甥塞给两个警察每人十元钱才把这事平息了下来。
刘先生在围前左右的屯中，是个受人尊敬的老人，但是也有不讲理的时候。
有一次，我得了感冒，浑身难受，鼻子堵得喘不过气来。这大鼻涕不知咋那么多，“哧噜哧噜”地抽起没完。在课堂上刘先生瞅我不顺眼了，因为他抽一下，我抽一下，好像有意和他比赛似的。第一堂课，他老不是好眼睛瞅我，弄得我心里毛的学的（毛）。
第二堂课他拿着戒尺过来了，问我：“你啥毛病？”
“感冒了”。
“感冒了？好，我给你治治，把手伸出来。”
我战战兢兢地把手伸了出来，只见他眼睛一瞪，照我的手“啪啪”就是两戒尺，痛得我直哆嗦。
“还哧噜不了？”
我鼻子一紧，“哧噜”一下说：“不敢了。”
同学们都哄堂大笑了起来，他愣愣地瞅着我。
晚上放学以后，刘先生把我留下唠了几句嗑。
“先生打你抱屈不？”
“不抱屈。”
“为什么？”
“先生哧噜鼻子，我就不应该哧噜了。”
他苦笑了一下，摸摸我的脑袋说：“先生今天不讲理啦！这两天我的心里憋得难受，拿你撒了气，你心里一定觉得挺委屈。”
先生的这番话，说得我眼泪在眼圈直转转。
“先生憋什么气？”
“县教育课来通知，叫小学开办日语课。我寻思这学堂是孔老夫子留下的，是咱中华民族的宝。开了日语课成了啥玩艺？再说咱也不会那东西呀！一说起来叽里哇啦的，不是西的，就是青蛙，听着都难受，咋说呀？”
“那咱就别开呗！”
“不开还不行，我正托中心校的校长和上边说说呢。”
后来因为没有日语教师，我们那个学校的日语也就一直没有开。
那时候念书学费不用交，只需交自己书本费两斗小米就可以了。就为这，全家人省吃俭用，晚间连油灯都舍不得点，天一抹黑额娘就催我们上炕睡觉。冬天里大长的夜，那能眯得着，我们小哥俩只好躺在被窝里捅捅咕咕练起了武术。多咋老爷子回来骂了句：“妈拉个巴子，还不睡觉，瞎捅咕啥？”我俩才消停地眯在被窝里，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梦乡。即使是这样，这两斗小米还是难以凑够。没办法，弟弟八岁就给张保长家去放猪。一个八岁的孩子，赶着十几头猪，穿行在山坡老林子里，那艰难的情景可想而知。
有一次，弟弟放猪时，一头小猪崽子摔到了砬子底下，把腰摔坏了，后腿也断了一条。
晚上回来后，张保长一见小猪崽子摔瘫巴了一只，不禁勃然大怒，抡起手中的拐杖一下子就把弟弟的胳膊打断了，弟弟又被他拳打脚踢打得鼻口窜血，被别人背着送回了家。
回到家后，老爷子看孩子被打成这样，心痛得直跺脚，抄起根棒子就去找张保长。
到了张保长的家，老爷子问他：“张保长，你虽然是一保之长，可也不能这么霸气呀！我家小三放猪不小心，把你家的猪崽子摔坏了，这是孩子不对，大不了我们赔你一只。你也不应该下这样的毒手把孩子打成这个样子，他才多大呀，你怎么下得了这么狠的手？”
“王井匠，你这话说得可就没道理了，你知道我这猪崽子值多少钱？我是用两担小米从舒兰镇西北乡日本开拓团换来的种猪，你赔得起吗？”
“行啦张保长，人都得讲良心，你那窝猪崽子不就是你家那头花郎母猪下的吗？花郎母猪打圈的时候，不是你家伙计赶着它到我们屯找老李家的公猪配的吗？”
张保长这下没话了，他又说：“行，就算是这么回事。那你说你家小三到我家后我对他咋地啦，是不给他吃还是不给他喝啦？看他的鞋坏得不像样，我把俺家孩子的新鞋都拿出来给他穿。你还让我咋地？这回是他不争气，净贪玩，我教训教训还不应该吗？”
“有你这么教训的吗？再教训两次孩子都被你打死啦！”
“你别跟我来这套，孩子我已经打啦，你能咋地，愿哪告哪告去！”
老爷子是个火杖子脾气，听他这么一说，抡起棒子就要和他拼命。院里的伙计们强把他拉住推回了家。
第二天晌午，溪浪河警察所来了两个警察，进屋不容分说就给老爷子一通皮带，然后把他带到警察所扣了起来。罪名是携带凶器私闯民宅，企图行凶扰乱社会治安。
第二天，大姐夫叫他的老爹“张八先生”给警察所送了五十元钱，老爷子才被放了回来。
大家问他：“警察所怎么说的？”
“妈了个巴子的，这帮警察更不讲理。说你家孩子把人家猪崽子腿摔断了，人家才把你家孩子胳膊打折了，这是两家扯平的事，你还到人家咋呼啥？大伙听听，这是人说的话吗？有钱人家猪崽子的腿比咱穷人家孩子的胳膊还值钱，这叫什么世道呢！咱们穷人还能不能活？”
大家摇头叹息：“就这个年头啊，这小日本不倒咱老百姓没个好！”
为了给弟弟治伤，我只好退学。在家一面帮额娘种地，一面逢溪浪河镇集日摆个小桌给人家代写书信。过年的时候，写些对联拿到集上去卖，那时我只念了四年的私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