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节纷乱的局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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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仇视洋人的端郡王载漪被任命为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大臣,已经无可争辩地向各国传递了清廷的态度。其实,就在这份任命发布的前一日,英国公使窦纳乐得到一个可靠的情报,说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已经决定向所有的外国人发难,证据就是已经进驻京师的武卫后军董福祥部(以回民为主)正在进行进攻使馆区的军事准备。
窦纳乐没有犹豫,立即给驻天津的海军中将西摩尔将军发出电报,告诉他北京的局势正在每时每刻地恶化着,必须立即安排所有可动用的部队登陆,并做好进军北京的一切准备。
当晚,天津的各国领事们紧急开会研究窦纳乐的电报,英美日意奥同意立即派遣军队增援北京,但俄国和法国不同意。俄国反对的理由是,俄军主力正在从旅顺口来天津的路上,需要等几天。正在激烈地争吵时,窦纳乐的第二封电报又到了,语气变得更加急迫:情况已万分危急,如果不立即出兵北京,一切都晚了!
外**队的行动速度自然不是大清军队可比,两个小时之后,大沽口外的军舰生火起锚,第二日凌晨,联军在塘沽登陆。这回不是前次的几百人的小部队了,这次拼凑的联军计有2050人,其中英军915人,德军450人,俄军313人,法军158人,美军100人,日军52人。意军40人,奥军25人。
一支尽量拼凑的小型八国联军。因为英军是绝对主力,所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将军当之无愧地成为了联军的统帅。
联军还是乘火车进发。他们行动很是匆忙,每人只带了两百发子弹,这似乎是士兵携弹量的极限了。后勤方面的一大堆问题几乎没有认真研究、西摩尔认为,他们此行不会发生真正的战斗,傲慢了两三个世纪的英国人相信,无论是帝国政府,还是那帮无知的农民。都没有胆量对大英帝国的正规军开枪的。
离开天津后。他们未受到任何武装力量的阻击。使得这一趟救援更像是一次观光,最前面的敞篷车上架着大炮和机关枪,身穿不同式样军服的洋兵们懒洋洋地坐在火车上,区别最大的是他们的军帽:英法士兵是白色的遮阳帽。意大利士兵的帽子上装饰着羽毛。最正规的是德国人。他们一半人带着钢盔,最明显的是标志是钢盔上那根尖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进入过中国的腹地,于是他们很有兴趣地观赏者盛夏的景色。铁路线两侧,一望无际的田野里生长着望不到头的庄稼,偶尔可以看到村庄,低矮的土坯房子,单调的景色很快就让士兵们厌烦了。
当时下午,北京至天津的电报线被义和团切断了,西摩尔失去了与后方及前方的联系,出现任何情况,都必须靠他这个前线指挥官临机处置了。
黄昏时分,兵车抵达杨村车站,守卫在这里的,是聂士成的武卫前军的部队,清军并未有任何阻止联军进入杨村这个要点的举动。对于**裸的侵略行径,武卫前军的官兵们没有任何的愤怒。这就是现实。
未经许可,任何他国的武装人员都不得踏上别国的领土,否则就是侵略,就会带来战争。这就是国际通则。但是,大清帝国在1900年的时候,还不具备一个主权国家的意识和行径,它的士兵,只听命于上峰。官兵们很少听到国家这个词汇,更没有反侵略的意识,不懂得军队的基本使命就是保卫自己的领土安全。
聂士成的部队甚至与联军进行了友好的交谈,让联军看了成筐的人头——那都是拳匪们的人头,可以拿来请赏的。仿佛那些血淋淋的人头,不是从活蹦乱跳的同胞脖子上割下来的,而是捡来的可以换钱的宝贝。
联军士兵们怀着轻松的心情,第二天继续登车向北。铁路开始出现被破坏的迹象,或者被抽走了几根枕木,或者移动了一段道轨。这无疑便是拳匪们的杰作了。好在他们不会修铁路,连破坏铁路的技巧也不懂,联军士兵们迅速修复被破坏的铁路,兵车继续前进,直到到了廊坊。
这里距离北京已经很近了。西摩尔得到报告,前面的铁路被严重破坏,火车实在是无法走了,必须停车修路。
就在这一天,北京发生了一件事情,日本使馆的书记官杉山彬被董福祥的士兵杀死了。杉山彬是奉了日本公使的命令,出永定门去迎接西摩尔的联军的,没想到,联军的影子还没看到,却落在甘军士兵的手里,甘军士兵根本不管他是什么身份,立即将他的那颗东洋小脑袋砍了下来。
甘军士兵根本不懂得杉山彬是外交人员。其实,不仅是甘军,便是大清帝国的最高决策层,也不懂得通行的国际惯例。在1900年炎热的初夏,大清帝国对内——义和团的问题,对外,面临列强武装干涉甚至全面战争,没有一个全盘的计划,甚至连基本的态度都不一致,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聂士成的部队欢迎联军,董福祥的部队却开始对任何的洋人开杀戒。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亦是如此。
满清帝国,自认继承了中华文明正统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正在上演着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闹剧。那些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人,严格意义上都扮演了悲剧的角色,无论是死于非命的,还是苟延残喘病死于床榻的,留给后人的都是无尽的惆怅,带给当时百姓的是严酷的苦难。
外交人员被杀,引发了各国使馆的惊慌。抗议的发出,加强防守的措施部署以及发出催促西摩尔援军的电报,让使馆区忙成一团。
但军机处领班、礼亲王世铎在上朝时,竟然压下了日本外交人员被大清正规军砍了脑袋这样一件大事。或许他认为只要压下了上奏,事情就自然而然地消亡了。当一个帝国腐朽没落到即将灭亡时,官员们大多持这种心态。
但这天慈禧叫了荣禄的“起”——这是带有满族风格的皇家俗语,就是接受询问的意思。荣禄单独面见了慈禧,太后不允许洋兵入京,荣禄完全同意。但荣禄提出,使馆万万不可攻击,与公法不容,后果难测。实在不行,就保护在京的外国人撤出京师吧。
对于荣禄的意见,慈禧未置可否。
在廊坊,西摩尔的联军部队正在修铁路,突然从两边的青纱帐里发出震耳的呐喊,在联军士兵的惊愕注视下,从高粱地里冲出无数头包红头巾,高举着大刀长矛木棍以及各色旗帜的义和团,朝着站立在路基上的洋兵们杀了过来。
这天是1900年6月13日。
毕竟是正规的军队,在稍微的惊慌后,联军开始朝着人群开枪。几乎不需要瞄准,每一发子弹都可以打中一个鲜活的**。
但义和团的勇敢是难以用文字描述的:他们完全无视攒射来的密集子弹,他们甚至不屑(或者不懂)弯腰低头做最简单的躲避,他们呐喊着,扭动的身体像是在庆祝丰收的舞蹈。冲在前面的人一片片被打倒,后面的前赴后继地继续着死亡征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坚信自己刀枪不入——对那些躺倒在血泊中的伙伴,他们有个术语叫做“睡了”,睡了的人过两三天就可以醒来。他们甚至不去想那些被打碎的脑袋,打出了眼珠,打穿了肚皮流出内脏的伙伴们怎么去恢复原状,他们身下那一滩滩鲜红的血迹,又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群世代在贫瘠土地上从事最劳苦耕作的农民,温顺善良,幽默诙谐,他们喜爱戏剧,渴望富足温饱,不会书写文字,却可以用优美的小调去吟唱太阳、月亮、高山、河水以及心爱的姑娘。他们在面对异族侵略者表现出的刻骨仇恨和勇敢无畏,足以让他们的子孙在百年后仍激动、惆怅和心绪难宁。
进攻失败了。神灵和符水抵不上钢铁制作的弹丸,在留下成片的尸体后,义和团们退回了青纱帐,退回了他们出发的地方。
这一天,北京的城门轰然洞开,成千上万的义和团涌入的京师。
这一天,慈禧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动用帝国正规军阻止西摩尔联军进入北京。
“速将聂士成军全数调回天津附近铁路地方扼要驻扎﹍﹍如有外兵闯入京畿,定唯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是问。”上谕如是说。
裕禄,直隶总督。
聂士成,武卫前军统领,天津方面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司令官。
罗荣光,大沽炮台指挥官。
清廷显然考虑到了列强的援军定会来自海上。自甲午一战败北,有海无防的局面已经形成。列强的军舰可以任意地游弋于中国的内海——渤海湾了。想要阻挡其援军,也只能靠岸防炮台的力量了。可是,如果要动武,何必等洋兵上岸数千人再打?
进入庚子年,由于义和团事件的爆发,清廷的腐朽无能不可理喻前所未有地暴露于中外面前。(未完待续。。)
极端仇视洋人的端郡王载漪被任命为处理外交事务的总理衙门大臣,已经无可争辩地向各国传递了清廷的态度。其实,就在这份任命发布的前一日,英国公使窦纳乐得到一个可靠的情报,说大清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已经决定向所有的外国人发难,证据就是已经进驻京师的武卫后军董福祥部(以回民为主)正在进行进攻使馆区的军事准备。
窦纳乐没有犹豫,立即给驻天津的海军中将西摩尔将军发出电报,告诉他北京的局势正在每时每刻地恶化着,必须立即安排所有可动用的部队登陆,并做好进军北京的一切准备。
当晚,天津的各国领事们紧急开会研究窦纳乐的电报,英美日意奥同意立即派遣军队增援北京,但俄国和法国不同意。俄国反对的理由是,俄军主力正在从旅顺口来天津的路上,需要等几天。正在激烈地争吵时,窦纳乐的第二封电报又到了,语气变得更加急迫:情况已万分危急,如果不立即出兵北京,一切都晚了!
外**队的行动速度自然不是大清军队可比,两个小时之后,大沽口外的军舰生火起锚,第二日凌晨,联军在塘沽登陆。这回不是前次的几百人的小部队了,这次拼凑的联军计有2050人,其中英军915人,德军450人,俄军313人,法军158人,美军100人,日军52人。意军40人,奥军25人。
一支尽量拼凑的小型八国联军。因为英军是绝对主力,所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将军当之无愧地成为了联军的统帅。
联军还是乘火车进发。他们行动很是匆忙,每人只带了两百发子弹,这似乎是士兵携弹量的极限了。后勤方面的一大堆问题几乎没有认真研究、西摩尔认为,他们此行不会发生真正的战斗,傲慢了两三个世纪的英国人相信,无论是帝国政府,还是那帮无知的农民。都没有胆量对大英帝国的正规军开枪的。
离开天津后。他们未受到任何武装力量的阻击。使得这一趟救援更像是一次观光,最前面的敞篷车上架着大炮和机关枪,身穿不同式样军服的洋兵们懒洋洋地坐在火车上,区别最大的是他们的军帽:英法士兵是白色的遮阳帽。意大利士兵的帽子上装饰着羽毛。最正规的是德国人。他们一半人带着钢盔,最明显的是标志是钢盔上那根尖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没有进入过中国的腹地,于是他们很有兴趣地观赏者盛夏的景色。铁路线两侧,一望无际的田野里生长着望不到头的庄稼,偶尔可以看到村庄,低矮的土坯房子,单调的景色很快就让士兵们厌烦了。
当时下午,北京至天津的电报线被义和团切断了,西摩尔失去了与后方及前方的联系,出现任何情况,都必须靠他这个前线指挥官临机处置了。
黄昏时分,兵车抵达杨村车站,守卫在这里的,是聂士成的武卫前军的部队,清军并未有任何阻止联军进入杨村这个要点的举动。对于**裸的侵略行径,武卫前军的官兵们没有任何的愤怒。这就是现实。
未经许可,任何他国的武装人员都不得踏上别国的领土,否则就是侵略,就会带来战争。这就是国际通则。但是,大清帝国在1900年的时候,还不具备一个主权国家的意识和行径,它的士兵,只听命于上峰。官兵们很少听到国家这个词汇,更没有反侵略的意识,不懂得军队的基本使命就是保卫自己的领土安全。
聂士成的部队甚至与联军进行了友好的交谈,让联军看了成筐的人头——那都是拳匪们的人头,可以拿来请赏的。仿佛那些血淋淋的人头,不是从活蹦乱跳的同胞脖子上割下来的,而是捡来的可以换钱的宝贝。
联军士兵们怀着轻松的心情,第二天继续登车向北。铁路开始出现被破坏的迹象,或者被抽走了几根枕木,或者移动了一段道轨。这无疑便是拳匪们的杰作了。好在他们不会修铁路,连破坏铁路的技巧也不懂,联军士兵们迅速修复被破坏的铁路,兵车继续前进,直到到了廊坊。
这里距离北京已经很近了。西摩尔得到报告,前面的铁路被严重破坏,火车实在是无法走了,必须停车修路。
就在这一天,北京发生了一件事情,日本使馆的书记官杉山彬被董福祥的士兵杀死了。杉山彬是奉了日本公使的命令,出永定门去迎接西摩尔的联军的,没想到,联军的影子还没看到,却落在甘军士兵的手里,甘军士兵根本不管他是什么身份,立即将他的那颗东洋小脑袋砍了下来。
甘军士兵根本不懂得杉山彬是外交人员。其实,不仅是甘军,便是大清帝国的最高决策层,也不懂得通行的国际惯例。在1900年炎热的初夏,大清帝国对内——义和团的问题,对外,面临列强武装干涉甚至全面战争,没有一个全盘的计划,甚至连基本的态度都不一致,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聂士成的部队欢迎联军,董福祥的部队却开始对任何的洋人开杀戒。对待义和团的问题上亦是如此。
满清帝国,自认继承了中华文明正统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正在上演着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闹剧。那些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人,严格意义上都扮演了悲剧的角色,无论是死于非命的,还是苟延残喘病死于床榻的,留给后人的都是无尽的惆怅,带给当时百姓的是严酷的苦难。
外交人员被杀,引发了各国使馆的惊慌。抗议的发出,加强防守的措施部署以及发出催促西摩尔援军的电报,让使馆区忙成一团。
但军机处领班、礼亲王世铎在上朝时,竟然压下了日本外交人员被大清正规军砍了脑袋这样一件大事。或许他认为只要压下了上奏,事情就自然而然地消亡了。当一个帝国腐朽没落到即将灭亡时,官员们大多持这种心态。
但这天慈禧叫了荣禄的“起”——这是带有满族风格的皇家俗语,就是接受询问的意思。荣禄单独面见了慈禧,太后不允许洋兵入京,荣禄完全同意。但荣禄提出,使馆万万不可攻击,与公法不容,后果难测。实在不行,就保护在京的外国人撤出京师吧。
对于荣禄的意见,慈禧未置可否。
在廊坊,西摩尔的联军部队正在修铁路,突然从两边的青纱帐里发出震耳的呐喊,在联军士兵的惊愕注视下,从高粱地里冲出无数头包红头巾,高举着大刀长矛木棍以及各色旗帜的义和团,朝着站立在路基上的洋兵们杀了过来。
这天是1900年6月13日。
毕竟是正规的军队,在稍微的惊慌后,联军开始朝着人群开枪。几乎不需要瞄准,每一发子弹都可以打中一个鲜活的**。
但义和团的勇敢是难以用文字描述的:他们完全无视攒射来的密集子弹,他们甚至不屑(或者不懂)弯腰低头做最简单的躲避,他们呐喊着,扭动的身体像是在庆祝丰收的舞蹈。冲在前面的人一片片被打倒,后面的前赴后继地继续着死亡征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坚信自己刀枪不入——对那些躺倒在血泊中的伙伴,他们有个术语叫做“睡了”,睡了的人过两三天就可以醒来。他们甚至不去想那些被打碎的脑袋,打出了眼珠,打穿了肚皮流出内脏的伙伴们怎么去恢复原状,他们身下那一滩滩鲜红的血迹,又意味着什么。
这是一群世代在贫瘠土地上从事最劳苦耕作的农民,温顺善良,幽默诙谐,他们喜爱戏剧,渴望富足温饱,不会书写文字,却可以用优美的小调去吟唱太阳、月亮、高山、河水以及心爱的姑娘。他们在面对异族侵略者表现出的刻骨仇恨和勇敢无畏,足以让他们的子孙在百年后仍激动、惆怅和心绪难宁。
进攻失败了。神灵和符水抵不上钢铁制作的弹丸,在留下成片的尸体后,义和团们退回了青纱帐,退回了他们出发的地方。
这一天,北京的城门轰然洞开,成千上万的义和团涌入的京师。
这一天,慈禧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动用帝国正规军阻止西摩尔联军进入北京。
“速将聂士成军全数调回天津附近铁路地方扼要驻扎﹍﹍如有外兵闯入京畿,定唯裕禄、聂士成、罗荣光是问。”上谕如是说。
裕禄,直隶总督。
聂士成,武卫前军统领,天津方面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司令官。
罗荣光,大沽炮台指挥官。
清廷显然考虑到了列强的援军定会来自海上。自甲午一战败北,有海无防的局面已经形成。列强的军舰可以任意地游弋于中国的内海——渤海湾了。想要阻挡其援军,也只能靠岸防炮台的力量了。可是,如果要动武,何必等洋兵上岸数千人再打?
进入庚子年,由于义和团事件的爆发,清廷的腐朽无能不可理喻前所未有地暴露于中外面前。(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