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清明,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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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时祖父的葬礼首先是定下葬日子。在老家,这种日子要请风水先生来定,此前堂伯范文诚过世,请有看地先生看过日子。于是,4月4日,母亲与堂哥范大君商量请原来的风水先生看日子,说了祖父的生辰八字,让他在4日、5日、6日这三天之间选择一个日子。后来,风水先生选了4月6日那天,上午十一点入土。
4月5日要为祖父守灵一个晚上,方能第二天下葬。守灵需要请唱歌老师、鼓手队,当晚陪灵,唱歌老师要选六七十岁以上的老者,这个在当地一般都有几人结伙的小班子,四五人,一个晚上五百元,包三餐酒肉菜,外加两条烟及小礼品。
另外,还要请鼓手客,约四五人,为丧礼敲锣打鼓、吹喇叭助兴。要请做法事的师公,是一个50岁左右、能吹会侃的壮汉。
4月4日上午,我去镇上买日用品,如炮仗、香纸,装点墓地用的仿真花等装饰。还有订购需供全村150—200人左右需要的酒菜、糖果,厨师用来烧菜的佐料。我跟市场上猪肉摊老板订购三天用的猪肉约200斤,租用十多桌厨具、碗筷、条凳等,所有的东西,无论大小都租用或购买。整个费用花费近万元,好在用不完的可以退货。
当天下午整理老宅的清洁卫生,老家多年未有回去,房间、场地都要重新清洁整理。晚上继续与堂哥商量如何操办接下来两天的正事。
4月5日上午,请堂哥及村民帮搭建灵棚,架构户外厨房,清理户外场地,用来摆设酒宴及来客休息。
十一点左右,将祖父的棺材老屋从堂哥的仓库里拉运至上村,这棺材是祖父生前订购的,那时大约是2010年,清明节前后,祖父90岁,回老家扫墓,在镇上定做的。那一年,他还选了一块自己看中的风水宝地,墓地背靠村落最高一座石山,这石山唤作寨子山,据说是当天打鬼子的时候,村民上山安营扎寨上过的。那是一座青石山,易守难攻,当年在山上可以从上面滚石头下来。
墓地左右各一低矮石山,在祖父看来,这墓地在风水上成为太师座。背靠石山,面对村落及一条公路,可以守望村落,看得到村人出入,不感觉到孤独。
中午时分,姐夫帮忙将祖父骨灰盒从城里运回,灵车进村时,请了师公、鼓手队在村口做法事迎接。做法事时,捧一茶盘,里面放四方肉一坨、冷饭团一碗,生米半斤,酒水三杯,火纸一叠,红包两个,活鸡一只,灵车停在村口,见那师公穿了道袍,手持锲,嘴里哼哼唱唱,念念有词,以打油诗的方式说些祖父生辰往事,又说了好些祈求祖父灵魂叶落归根,祝福后人兴旺发达之类的吉利话,说唱之间,又占卜打卦,以示仙灵。道场过后,安排杀活鸡祭奠,燃放爆竹。尔后,一路敲锣打鼓迎接祖父回老宅。我作为孝孙捧遗相,我哥捧骨灰盒,一路燃放炮竹,众亲朋一路簇拥迎接回家。
将祖父骨灰接回家后,我们先将遗相、骨灰盒用小桌子放火,设一香火坛,煤油灯一盏、香烛两支,寓意为香火不断。其后,众亲戚一一轮流烧火纸跪拜祭奠。按风俗,亲戚或村民前来跪拜祭奠时,作为孝子、孝孙要在对面跪着回拜以示感谢回礼。因为我的父亲范文科年纪较大了,没有让他跪拜,只有我弟兄姐妹来回拜了。
下午,四五点开始,报丧通知来送终的亲人朋友陆续赶来,不时响起爆竹声,人群渐渐热闹起来,人声喧哗,之间还夹杂哭泣、叫喊声,寒暄,以及起起伏伏的跪拜、入座,请吃烟,请喝茶等等。范村人要讲究礼节,不论亲疏,来祭拜的一律一视同仁,男客要请吃烟,女客、孩子要请糖果,无论男女老少一律上清茶。
我们还请来了村中退休的小学校长,帮写挽联,一共写了五副挽联,挽联的内容根据祖父生前经历、往事来写,很多内容不太记得了。只记得其中一幅对联,是祖父生前写的,那是文革期间,在农村改造的时候的一年春节,祖父有感自己的身世遭遇,写了一幅“光荣委屈已感受,幸福生活须再来”的对联贴在大门上,以此表达对坎坷经历的感概及幸福生活的向往。然而,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就这样一幅普通的对联引起不怀好心人的歪曲臆想,在一次批斗中,有人说是副造反的对联,是不满组织对他改造而发牢骚,是“期盼蒋介石重新打回大陆,以便重新带来幸福生活”的寄托。在那个荒诞不经的年代,因为这幅对联,祖父及家人被批斗了好几次,这在当时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怪事了。
依稀记得在4月3日那天晚上,村民集中在堂哥范大君家中,为堂伯范文诚守灵,一大群村民聚集在户外平地上,一边喝茶、一边聊家常,其中聊到祖父过去的一些往事。说到以上的对联之事。聊天完全开放的,无拘无束,有什么说什么,毫无顾忌,也毫无主题,但大多是过去的往事,祖父总是故事的主角。在座的大多数对祖父是同情及钦佩的,说到他时,大伙热情高涨,一面说起过去的社会的艰辛及运动的残酷,一面也说起对我们家庭的同情、叹息及可怜。祖父比他们大二三十岁,是在座大多数的叔叔或伯父。祖父那时四五十岁,他们那时二三十岁,虽然事隔多年,他们依然还隐约记得,一齐哀叹过去的荒诞,唏嘘现在的太平。
其中一幅对联是说祖父昭雪平反的,对祖父一生经历的概括也极为到位,但若写出来,恐怕不太好,毕竟那段历史已经久远,人们对此已经淡忘,若再重复旧账,不免有些夸张出格了,虽然能为祖父扬眉吐气一番,也会刺痛当时在场的某些人,毕竟他们的父辈有些参与了当年批斗,如今若是再提当年,不免有伤今天的美好和谐。但我也有自己的一点私欲,希望能引起一些人的反思,于是主张将祖父原来的对联换了其中两个词眼,意思仍就为祖父的初衷意愿,“光荣委屈多感受,幸福生活已再来”,“须”换成“已”,转眼数十年过去,换了美好人间,如此也算是弥补祖父当年的遗憾,这也是祖父一生最后的期望和夙愿。
办丧事期间,守灵的那天,我从县城请来了一只表演乐队,一共五人,表演洋鼓、小号、萨克斯,还有滑稽歌舞,以增添现场热闹气氛,价格约1000元,含当天晚上及第二天白天送葬,外加香烟两条,表演时上台的红包若干。
晚上守灵时,因为有村民父老乡亲相陪,故而不感到那么冷清,看节目的人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人,带着小孩。晚上有茶、饮料可以享用,还派发糖果、饼干、糕点,给他们夜宵食用。
其中还有一批年青人,男女都有,挤在一间屋子里玩牌,他们围坐一团,席间香烟烟雾袅袅,人声鼎沸喧哗,我好奇围观了一会儿,看得出来他们玩得挺大,一盘下来,输掉几十、一两百是很正常的事情,一夜下来输的少的也有一两千,多的达四五千,据说,有一次,春节期间,有人一夜之间输掉万余元。
玩牌赌博,几乎是村民每次红白喜事上的必备节目,上一次,堂伯去世时,也见有一大波青年人围聚在一起玩牌。当天晚上,一大帮年青人玩牌,玩到凌晨才渐渐散去。这样的场面已成为农村一股屡禁不止的歪风邪气,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守灵到十一点,大部分村民渐渐散去,到凌晨时分,陪客席上空无一人。陪客只剩下一些至亲家人,此时,堂鼓开始响起,唱歌老师开始唱孝歌了,唱的是湖南官话,浅显易懂,这歌曲是熟悉的,那是故乡的一部分,是童年记忆中的一部分。
那天夜里,透过幽怨的歌鼓声,我仿佛又回到过去童年。那时,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偶尔会传来堂鼓声,悠远而优美,像是催眠曲,小时候我常常跟着父亲去祭拜逝去的长辈,烧纸、磕头,坐着等主人家上茶,发放糖饼、花生和红瓜子,听唱歌老师唱歌,唱得激越高扬,他们唱亡者的往事、唱《水浒》、《三国》、《西游记》里面的经典故事和片段,既没有章法,也不讲严格的格律,全部以打油诗的方式,为逝者作陪。因为有了这些夜歌,冲淡了哀伤,而变得欢快而快乐,大伙们静静地听着,不时发出爽快的笑声。
中间也会有一问一答,一唱一和的对歌。唱歌老师唱,老李师傅,你从哪方哪路来?那师傅答,我从东方东路来。又问,你从东方东路来遇上何人,他对你怎样讲来怎样说?答,我从东方东路来遇见个看牛大哥,他对我这样讲来这样说..二人一唱一和,细数逝者的生前往事。
堂鼓传来邦邦邦邦邦邦邦…,鼓声连连。夜越来越深了,这时主人家要给老师们敬上香烟、苦茶,以驱散困倦,他们一边说莫讲礼貌,莫讲礼貌,一边用手去接那香烟,手上香烟没抽完的,接了顺手夹在耳后,上一只抽到还剩烟屁股的,接了顺着点燃继续抽着,灯火昏暗,他们半眯着眼,夜越深,声音渐渐散淡起来,歌声悠悠,鼓声幽幽,凉风起了,老师们裹紧衣服,往炭炉边靠得更紧一点。
后来,我想,祖父他的笑着坦然地离开人世是有道理的。他在生时肩负重担而行,离世时一身轻松,了无牵挂。像他那样一位饱经风霜,几经沧桑的老人,竟也无法预料到身后之事。可问题是,谁又能预料得到呢?
比如说,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弄明白,他为何会与我的伯祖父范爱新结为亲家。在当时的环境下,祖父带着一顶右派帽子,旁人唯恐躲避不及,他们毫无尊严和人格可言,四个女儿及内人低着头,弯着腰,战战兢兢的苟且活着,宛如几只在风雨中走散了的羔羊,正抖抖索索在群狼之间,沿着它们指定的道路趔趄行进。
那时他的族叔范爱新养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一家老少十几口人,在村里算是一个人多势众的大家庭。爱新自己是个读过一些古书的文化人,书法水平高,当过几年范村村长,在村民心目中有一定的威信,在乡里有一些名望。或许是因为我的父亲愿意上门入赘。我的父亲是他的满崽,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和村里祖辈遗留下来的风俗,常常是满崽出继或入赘到族亲为子。那时父亲身材瘦小,性格懦弱,一大把年纪了还没婚娶,或许是祖父看中了他们家的人多势众,如果两家结合,可为当时的艰难处境带来一些庇护,至少旁人不会轻而易举地随意欺负,于此,让父亲上门,确实是一门一举多得的联姻。
后来,据我的母亲说,当时他们二人已订婚多年,但尚未正式迎娶。婚姻的媒人是同宗的一个远房叔叔,几经撮合,终于定了婚,期间因为家庭身份的问题,又拖了两三年,直到,我的奶奶患胃出血,却无钱医治,四处求援,却无人敢响应,在这个节骨眼上,父亲一家义不容辞地拿出八十元救命钱,给我奶奶治病,虽然未能挽救她的生命,但他的义举还是打动了我母亲的芳心。或许,她当时也并非心里完全愿意,只不过迫于形势,迫于情面,最终同意了这门婚姻,祖父也要求父亲带房屋基地入赘上门,才勉强愿意。这样是我在后来,听到父母吵架时,母亲常常提起的那一个约定:即父亲是答应带房屋基地一块入赘上门的。
当年,祖父带着四个女儿,在村人、族人的帮忙下,简单安葬了亡妻后,隔了半年方才同意我父母二人办酒成婚,当天简单地摆了几座酒菜,邀请双方的族人,亲友吃了喜酒,拜堂成亲。
后来,据村里的长者讲,父亲当初带房屋基地入赘女方家是村里史无前例的事。一般来说,能让男方入赘上门的女方家,都是豪门大户,家里田产,物产丰富,生活宽裕,需要男丁上门帮延续香火。但对于祖父及母亲当时的政治境遇,让别的男方入赘上门恐怕是想都不敢奢想的。更何况是父亲一家也是村里的强族大户。我猜想,父亲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他本人的善良老实,为人本分,另一方面,也是他的父亲,我的伯祖父思想开明,行为勇敢,此外,与祖父的为人正直也是分不开的。父亲的入赘上门,似乎引起了祖父一方族人的不满,他们不希望他的女儿们留在本村结婚,他们希望孤立祖父一家,反对母亲在家招亲,希望她们四个姐妹外嫁他乡,甚至孤老不嫁,不希望在本村联姻,妨碍他们与祖父的斗争,以便让祖父势单力薄,好置他于死地,绝了家中的烟火,于此,在父母的婚礼当天,许多族人并未登门吃喜酒,就是一个例证。
祖父当初也从未想过有如此的好事或命运的转机。迫压族人的压力,当时祖父也曾去邻村为母亲物色对象,据说也是一位范氏远亲,长得比父亲身材要强壮高大,为人也很老实厚道,是个干农活的好把手,在定亲之前,他也常常来范村帮祖父干一些粗重农活,对他献殷勤。只不过后来,祖父思来想去,觉得两家距离稍远,加上母亲坚持要在家里招亲,渐渐地打消了让她外嫁的念头,最终勇敢地同意了我母亲与父亲的这门亲事。
后来,我们依照当地的风俗,管母亲的父亲叫祖父,管父亲的父亲称为伯祖父,叫父亲为满满(叔叔之意),如此数十年,直到父亲离世,一生中未能按爸爸这称谓来称呼父亲,甚是一件遗憾的事情。父亲上门入赘后,祖父家因家里人口多,房屋田产少,只好允许父亲母亲搬离出来,住在伯祖父分给他的老祖屋里,这便成了我们兄弟姐妹出生、成长的家。父亲的入赘上门,在他那边的族亲看来,多少是有一点丢人的事,为此,族亲中一个堂侄,也是我家的邻居,总是希望通过我们改变对祖父的称谓来淡化这一事实,比如当祖父回想落脚我家时,他们会教唆我们喊祖父为外公,而非“祖父或爷爷”,故意把母亲看着是外嫁到我父亲家里的,这样的意图,常常使得母亲和祖父大为不满,以至于常常当面纠正我们的称呼方式,在母亲和祖父看来,他这样是故意为之,暗地地别有用心,因为当初的婚姻情况他是了解的,总希望用后来的时过境迁来模糊这一事实。
祖父对我们对他的称谓很是在意,这可能关系到家族的繁衍,以及他那些长辈们对他没有生养儿子的一种轻视,在过去那种重男轻女的时代下,没有儿子来继承香火,是对不起祖宗的事。
祖父的葬礼按当地风俗承办。一切顺风顺水,只是期间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那就是他在范村的死对头,堂弟范文痞居然带着儿子也来参加了他的葬礼,文痞在送行前的前夜,与唱孝歌的老师们,一起虔诚地唱,唱了一个通宵,一直到天亮。
他们两家原本是数十年老死不相往来的两家。不料多年以后,两家终于和解。和解大约是在十年前的2010年,祖父让女儿范文清低价转让给了范文痞(那位过去被蔑称为文痞鬼的人),从而实现了迟来半个多世纪的原谅和和解。那时候,全国上下,处于一片和谐声中。
那是2010年,当地政府部门精准扶贫,推动家乡范村复垦还林。范村四家火楼因为作危房旧屋而拆迁。祖父的老房子也在其中,90岁高龄的他回家处理此事,在侄孙范大君的陪同下,来到拆迁现场,四家火楼的后人们,看着翻腾的勾机将一座座两三百年的老屋夷为平地。于此,老屋里过去发生的一切,以及建村以来先祖们的文正家风的消失在滚滚尘埃中。一个旧时代的永远告别,范村迎来了下一个复兴新时代。
拆迁之后,祖父考虑这些宅基地的去处归属,经过再三思考之后,在大君家吃过午饭后,在女儿文清的陪同下,与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来到文痞家,商量将火烧坪卖给他们。后来,外人问他为什么将相争数十年的宅基地卖掉。他回答说,主要有几点:一、我和他都是学标公后人,尽管老辈有一些矛盾,但我的后人们全部考上高等学校,进入城市,过着幸福的生活;二、社会倡导和谐。三、我的后人在农村,范村人口增加需要提出来,扶贫需要。
和解时,我并未在现场,无法得知范文痞心里是得意还是愧疚和感激?其中一个主要的例证就是,在祖父的葬礼上,他和儿子却来参加了安葬仪式。那时文痞已经年过八十了,佝偻着身体,原本细小的眼睛变成了一条细线在眼皮里骨碌着。他让儿子小胖子和孙子加入了抬山者的队伍中,从破旧的老住宅出发,一直用肩膀抬着棺材,送他上山,目送他下葬。而祖父此时,估计永远也不会想到他一家当时的举动。
后来,在落葬之后的酒席上,和寥寥几位同年的族亲吃饭喝酒。宴席中,有好事的亲戚,开玩笑问文痞,为何在文革中那样残忍地对他时,他假装被饭菜噎住,咳咳地咳嗽几声,难为情的一笑之后,就限于沉默。
只不过后来,一年以后,他自己也去世了。这是后话,在此不多提。
清明时祖父的葬礼首先是定下葬日子。在老家,这种日子要请风水先生来定,此前堂伯范文诚过世,请有看地先生看过日子。于是,4月4日,母亲与堂哥范大君商量请原来的风水先生看日子,说了祖父的生辰八字,让他在4日、5日、6日这三天之间选择一个日子。后来,风水先生选了4月6日那天,上午十一点入土。
4月5日要为祖父守灵一个晚上,方能第二天下葬。守灵需要请唱歌老师、鼓手队,当晚陪灵,唱歌老师要选六七十岁以上的老者,这个在当地一般都有几人结伙的小班子,四五人,一个晚上五百元,包三餐酒肉菜,外加两条烟及小礼品。
另外,还要请鼓手客,约四五人,为丧礼敲锣打鼓、吹喇叭助兴。要请做法事的师公,是一个50岁左右、能吹会侃的壮汉。
4月4日上午,我去镇上买日用品,如炮仗、香纸,装点墓地用的仿真花等装饰。还有订购需供全村150—200人左右需要的酒菜、糖果,厨师用来烧菜的佐料。我跟市场上猪肉摊老板订购三天用的猪肉约200斤,租用十多桌厨具、碗筷、条凳等,所有的东西,无论大小都租用或购买。整个费用花费近万元,好在用不完的可以退货。
当天下午整理老宅的清洁卫生,老家多年未有回去,房间、场地都要重新清洁整理。晚上继续与堂哥商量如何操办接下来两天的正事。
4月5日上午,请堂哥及村民帮搭建灵棚,架构户外厨房,清理户外场地,用来摆设酒宴及来客休息。
十一点左右,将祖父的棺材老屋从堂哥的仓库里拉运至上村,这棺材是祖父生前订购的,那时大约是2010年,清明节前后,祖父90岁,回老家扫墓,在镇上定做的。那一年,他还选了一块自己看中的风水宝地,墓地背靠村落最高一座石山,这石山唤作寨子山,据说是当天打鬼子的时候,村民上山安营扎寨上过的。那是一座青石山,易守难攻,当年在山上可以从上面滚石头下来。
墓地左右各一低矮石山,在祖父看来,这墓地在风水上成为太师座。背靠石山,面对村落及一条公路,可以守望村落,看得到村人出入,不感觉到孤独。
中午时分,姐夫帮忙将祖父骨灰盒从城里运回,灵车进村时,请了师公、鼓手队在村口做法事迎接。做法事时,捧一茶盘,里面放四方肉一坨、冷饭团一碗,生米半斤,酒水三杯,火纸一叠,红包两个,活鸡一只,灵车停在村口,见那师公穿了道袍,手持锲,嘴里哼哼唱唱,念念有词,以打油诗的方式说些祖父生辰往事,又说了好些祈求祖父灵魂叶落归根,祝福后人兴旺发达之类的吉利话,说唱之间,又占卜打卦,以示仙灵。道场过后,安排杀活鸡祭奠,燃放爆竹。尔后,一路敲锣打鼓迎接祖父回老宅。我作为孝孙捧遗相,我哥捧骨灰盒,一路燃放炮竹,众亲朋一路簇拥迎接回家。
将祖父骨灰接回家后,我们先将遗相、骨灰盒用小桌子放火,设一香火坛,煤油灯一盏、香烛两支,寓意为香火不断。其后,众亲戚一一轮流烧火纸跪拜祭奠。按风俗,亲戚或村民前来跪拜祭奠时,作为孝子、孝孙要在对面跪着回拜以示感谢回礼。因为我的父亲范文科年纪较大了,没有让他跪拜,只有我弟兄姐妹来回拜了。
下午,四五点开始,报丧通知来送终的亲人朋友陆续赶来,不时响起爆竹声,人群渐渐热闹起来,人声喧哗,之间还夹杂哭泣、叫喊声,寒暄,以及起起伏伏的跪拜、入座,请吃烟,请喝茶等等。范村人要讲究礼节,不论亲疏,来祭拜的一律一视同仁,男客要请吃烟,女客、孩子要请糖果,无论男女老少一律上清茶。
我们还请来了村中退休的小学校长,帮写挽联,一共写了五副挽联,挽联的内容根据祖父生前经历、往事来写,很多内容不太记得了。只记得其中一幅对联,是祖父生前写的,那是文革期间,在农村改造的时候的一年春节,祖父有感自己的身世遭遇,写了一幅“光荣委屈已感受,幸福生活须再来”的对联贴在大门上,以此表达对坎坷经历的感概及幸福生活的向往。然而,言者无心,听者有意,就这样一幅普通的对联引起不怀好心人的歪曲臆想,在一次批斗中,有人说是副造反的对联,是不满组织对他改造而发牢骚,是“期盼蒋介石重新打回大陆,以便重新带来幸福生活”的寄托。在那个荒诞不经的年代,因为这幅对联,祖父及家人被批斗了好几次,这在当时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怪事了。
依稀记得在4月3日那天晚上,村民集中在堂哥范大君家中,为堂伯范文诚守灵,一大群村民聚集在户外平地上,一边喝茶、一边聊家常,其中聊到祖父过去的一些往事。说到以上的对联之事。聊天完全开放的,无拘无束,有什么说什么,毫无顾忌,也毫无主题,但大多是过去的往事,祖父总是故事的主角。在座的大多数对祖父是同情及钦佩的,说到他时,大伙热情高涨,一面说起过去的社会的艰辛及运动的残酷,一面也说起对我们家庭的同情、叹息及可怜。祖父比他们大二三十岁,是在座大多数的叔叔或伯父。祖父那时四五十岁,他们那时二三十岁,虽然事隔多年,他们依然还隐约记得,一齐哀叹过去的荒诞,唏嘘现在的太平。
其中一幅对联是说祖父昭雪平反的,对祖父一生经历的概括也极为到位,但若写出来,恐怕不太好,毕竟那段历史已经久远,人们对此已经淡忘,若再重复旧账,不免有些夸张出格了,虽然能为祖父扬眉吐气一番,也会刺痛当时在场的某些人,毕竟他们的父辈有些参与了当年批斗,如今若是再提当年,不免有伤今天的美好和谐。但我也有自己的一点私欲,希望能引起一些人的反思,于是主张将祖父原来的对联换了其中两个词眼,意思仍就为祖父的初衷意愿,“光荣委屈多感受,幸福生活已再来”,“须”换成“已”,转眼数十年过去,换了美好人间,如此也算是弥补祖父当年的遗憾,这也是祖父一生最后的期望和夙愿。
办丧事期间,守灵的那天,我从县城请来了一只表演乐队,一共五人,表演洋鼓、小号、萨克斯,还有滑稽歌舞,以增添现场热闹气氛,价格约1000元,含当天晚上及第二天白天送葬,外加香烟两条,表演时上台的红包若干。
晚上守灵时,因为有村民父老乡亲相陪,故而不感到那么冷清,看节目的人大多数是上了年纪的人,带着小孩。晚上有茶、饮料可以享用,还派发糖果、饼干、糕点,给他们夜宵食用。
其中还有一批年青人,男女都有,挤在一间屋子里玩牌,他们围坐一团,席间香烟烟雾袅袅,人声鼎沸喧哗,我好奇围观了一会儿,看得出来他们玩得挺大,一盘下来,输掉几十、一两百是很正常的事情,一夜下来输的少的也有一两千,多的达四五千,据说,有一次,春节期间,有人一夜之间输掉万余元。
玩牌赌博,几乎是村民每次红白喜事上的必备节目,上一次,堂伯去世时,也见有一大波青年人围聚在一起玩牌。当天晚上,一大帮年青人玩牌,玩到凌晨才渐渐散去。这样的场面已成为农村一股屡禁不止的歪风邪气,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守灵到十一点,大部分村民渐渐散去,到凌晨时分,陪客席上空无一人。陪客只剩下一些至亲家人,此时,堂鼓开始响起,唱歌老师开始唱孝歌了,唱的是湖南官话,浅显易懂,这歌曲是熟悉的,那是故乡的一部分,是童年记忆中的一部分。
那天夜里,透过幽怨的歌鼓声,我仿佛又回到过去童年。那时,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偶尔会传来堂鼓声,悠远而优美,像是催眠曲,小时候我常常跟着父亲去祭拜逝去的长辈,烧纸、磕头,坐着等主人家上茶,发放糖饼、花生和红瓜子,听唱歌老师唱歌,唱得激越高扬,他们唱亡者的往事、唱《水浒》、《三国》、《西游记》里面的经典故事和片段,既没有章法,也不讲严格的格律,全部以打油诗的方式,为逝者作陪。因为有了这些夜歌,冲淡了哀伤,而变得欢快而快乐,大伙们静静地听着,不时发出爽快的笑声。
中间也会有一问一答,一唱一和的对歌。唱歌老师唱,老李师傅,你从哪方哪路来?那师傅答,我从东方东路来。又问,你从东方东路来遇上何人,他对你怎样讲来怎样说?答,我从东方东路来遇见个看牛大哥,他对我这样讲来这样说..二人一唱一和,细数逝者的生前往事。
堂鼓传来邦邦邦邦邦邦邦…,鼓声连连。夜越来越深了,这时主人家要给老师们敬上香烟、苦茶,以驱散困倦,他们一边说莫讲礼貌,莫讲礼貌,一边用手去接那香烟,手上香烟没抽完的,接了顺手夹在耳后,上一只抽到还剩烟屁股的,接了顺着点燃继续抽着,灯火昏暗,他们半眯着眼,夜越深,声音渐渐散淡起来,歌声悠悠,鼓声幽幽,凉风起了,老师们裹紧衣服,往炭炉边靠得更紧一点。
后来,我想,祖父他的笑着坦然地离开人世是有道理的。他在生时肩负重担而行,离世时一身轻松,了无牵挂。像他那样一位饱经风霜,几经沧桑的老人,竟也无法预料到身后之事。可问题是,谁又能预料得到呢?
比如说,自始至终,我都没有弄明白,他为何会与我的伯祖父范爱新结为亲家。在当时的环境下,祖父带着一顶右派帽子,旁人唯恐躲避不及,他们毫无尊严和人格可言,四个女儿及内人低着头,弯着腰,战战兢兢的苟且活着,宛如几只在风雨中走散了的羔羊,正抖抖索索在群狼之间,沿着它们指定的道路趔趄行进。
那时他的族叔范爱新养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一家老少十几口人,在村里算是一个人多势众的大家庭。爱新自己是个读过一些古书的文化人,书法水平高,当过几年范村村长,在村民心目中有一定的威信,在乡里有一些名望。或许是因为我的父亲愿意上门入赘。我的父亲是他的满崽,按照当地人的说法和村里祖辈遗留下来的风俗,常常是满崽出继或入赘到族亲为子。那时父亲身材瘦小,性格懦弱,一大把年纪了还没婚娶,或许是祖父看中了他们家的人多势众,如果两家结合,可为当时的艰难处境带来一些庇护,至少旁人不会轻而易举地随意欺负,于此,让父亲上门,确实是一门一举多得的联姻。
后来,据我的母亲说,当时他们二人已订婚多年,但尚未正式迎娶。婚姻的媒人是同宗的一个远房叔叔,几经撮合,终于定了婚,期间因为家庭身份的问题,又拖了两三年,直到,我的奶奶患胃出血,却无钱医治,四处求援,却无人敢响应,在这个节骨眼上,父亲一家义不容辞地拿出八十元救命钱,给我奶奶治病,虽然未能挽救她的生命,但他的义举还是打动了我母亲的芳心。或许,她当时也并非心里完全愿意,只不过迫于形势,迫于情面,最终同意了这门婚姻,祖父也要求父亲带房屋基地入赘上门,才勉强愿意。这样是我在后来,听到父母吵架时,母亲常常提起的那一个约定:即父亲是答应带房屋基地一块入赘上门的。
当年,祖父带着四个女儿,在村人、族人的帮忙下,简单安葬了亡妻后,隔了半年方才同意我父母二人办酒成婚,当天简单地摆了几座酒菜,邀请双方的族人,亲友吃了喜酒,拜堂成亲。
后来,据村里的长者讲,父亲当初带房屋基地入赘女方家是村里史无前例的事。一般来说,能让男方入赘上门的女方家,都是豪门大户,家里田产,物产丰富,生活宽裕,需要男丁上门帮延续香火。但对于祖父及母亲当时的政治境遇,让别的男方入赘上门恐怕是想都不敢奢想的。更何况是父亲一家也是村里的强族大户。我猜想,父亲之所以这样,一方面是他本人的善良老实,为人本分,另一方面,也是他的父亲,我的伯祖父思想开明,行为勇敢,此外,与祖父的为人正直也是分不开的。父亲的入赘上门,似乎引起了祖父一方族人的不满,他们不希望他的女儿们留在本村结婚,他们希望孤立祖父一家,反对母亲在家招亲,希望她们四个姐妹外嫁他乡,甚至孤老不嫁,不希望在本村联姻,妨碍他们与祖父的斗争,以便让祖父势单力薄,好置他于死地,绝了家中的烟火,于此,在父母的婚礼当天,许多族人并未登门吃喜酒,就是一个例证。
祖父当初也从未想过有如此的好事或命运的转机。迫压族人的压力,当时祖父也曾去邻村为母亲物色对象,据说也是一位范氏远亲,长得比父亲身材要强壮高大,为人也很老实厚道,是个干农活的好把手,在定亲之前,他也常常来范村帮祖父干一些粗重农活,对他献殷勤。只不过后来,祖父思来想去,觉得两家距离稍远,加上母亲坚持要在家里招亲,渐渐地打消了让她外嫁的念头,最终勇敢地同意了我母亲与父亲的这门亲事。
后来,我们依照当地的风俗,管母亲的父亲叫祖父,管父亲的父亲称为伯祖父,叫父亲为满满(叔叔之意),如此数十年,直到父亲离世,一生中未能按爸爸这称谓来称呼父亲,甚是一件遗憾的事情。父亲上门入赘后,祖父家因家里人口多,房屋田产少,只好允许父亲母亲搬离出来,住在伯祖父分给他的老祖屋里,这便成了我们兄弟姐妹出生、成长的家。父亲的入赘上门,在他那边的族亲看来,多少是有一点丢人的事,为此,族亲中一个堂侄,也是我家的邻居,总是希望通过我们改变对祖父的称谓来淡化这一事实,比如当祖父回想落脚我家时,他们会教唆我们喊祖父为外公,而非“祖父或爷爷”,故意把母亲看着是外嫁到我父亲家里的,这样的意图,常常使得母亲和祖父大为不满,以至于常常当面纠正我们的称呼方式,在母亲和祖父看来,他这样是故意为之,暗地地别有用心,因为当初的婚姻情况他是了解的,总希望用后来的时过境迁来模糊这一事实。
祖父对我们对他的称谓很是在意,这可能关系到家族的繁衍,以及他那些长辈们对他没有生养儿子的一种轻视,在过去那种重男轻女的时代下,没有儿子来继承香火,是对不起祖宗的事。
祖父的葬礼按当地风俗承办。一切顺风顺水,只是期间发生了一件奇异的事。那就是他在范村的死对头,堂弟范文痞居然带着儿子也来参加了他的葬礼,文痞在送行前的前夜,与唱孝歌的老师们,一起虔诚地唱,唱了一个通宵,一直到天亮。
他们两家原本是数十年老死不相往来的两家。不料多年以后,两家终于和解。和解大约是在十年前的2010年,祖父让女儿范文清低价转让给了范文痞(那位过去被蔑称为文痞鬼的人),从而实现了迟来半个多世纪的原谅和和解。那时候,全国上下,处于一片和谐声中。
那是2010年,当地政府部门精准扶贫,推动家乡范村复垦还林。范村四家火楼因为作危房旧屋而拆迁。祖父的老房子也在其中,90岁高龄的他回家处理此事,在侄孙范大君的陪同下,来到拆迁现场,四家火楼的后人们,看着翻腾的勾机将一座座两三百年的老屋夷为平地。于此,老屋里过去发生的一切,以及建村以来先祖们的文正家风的消失在滚滚尘埃中。一个旧时代的永远告别,范村迎来了下一个复兴新时代。
拆迁之后,祖父考虑这些宅基地的去处归属,经过再三思考之后,在大君家吃过午饭后,在女儿文清的陪同下,与地方政府的工作人员,来到文痞家,商量将火烧坪卖给他们。后来,外人问他为什么将相争数十年的宅基地卖掉。他回答说,主要有几点:一、我和他都是学标公后人,尽管老辈有一些矛盾,但我的后人们全部考上高等学校,进入城市,过着幸福的生活;二、社会倡导和谐。三、我的后人在农村,范村人口增加需要提出来,扶贫需要。
和解时,我并未在现场,无法得知范文痞心里是得意还是愧疚和感激?其中一个主要的例证就是,在祖父的葬礼上,他和儿子却来参加了安葬仪式。那时文痞已经年过八十了,佝偻着身体,原本细小的眼睛变成了一条细线在眼皮里骨碌着。他让儿子小胖子和孙子加入了抬山者的队伍中,从破旧的老住宅出发,一直用肩膀抬着棺材,送他上山,目送他下葬。而祖父此时,估计永远也不会想到他一家当时的举动。
后来,在落葬之后的酒席上,和寥寥几位同年的族亲吃饭喝酒。宴席中,有好事的亲戚,开玩笑问文痞,为何在文革中那样残忍地对他时,他假装被饭菜噎住,咳咳地咳嗽几声,难为情的一笑之后,就限于沉默。
只不过后来,一年以后,他自己也去世了。这是后话,在此不多提。